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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鞋城为汉‘薛县’”、“古淄川有‘薛国’”疑论之澄清 [“正史于本”篇/喜上眉梢]  

2012-06-25 20:04:44|  分类: 薛国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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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国故城之外,

还存“鞋城为汉‘薛县’”、“古淄川有‘薛国’”疑论之澄清

 

 [“正史于本”篇/喜上眉梢]

薛国故城之外,还存“鞋城为汉‘薛县’”、“古淄川有‘薛国’”疑论之澄清 [“正史于本”篇/喜上眉梢]


 

      喜上眉梢曾在《在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 寻找失踪的“古鞋城” 》,和《 公孙弘 祖籍 考 》两《 和朋友谈论“古淄川有薛邑”一事 》等数篇文章里,论及了滕州市鲍沟镇鞋城村古遗址“鞋城”,并非是“汉代的薛县”;且古菑川国内并没有“薛城”。

 

 

 有些好朋友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喜上眉梢的观点不正确,某些“书本”上记载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应该值得认真反思、重视和分析的。

 

喜上眉梢窃以为,研究历史者,尤其是客观于史实者,应该有“正史于本”治学态度。虽然很多的史实,在历史的尘埃中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有些历史上本无曾经存在过的“国家”或者“城市”,后世的人们却因为误解而又臆造出来了。所以对待历史,有必要溯本求源,澄清问题的根本所在。

 

 

 

第一,近代历史学者王献唐先生认为“鞋城”是“汉代的薛县”

     ----------其实不是

 

 

   《滕县志》载滕南“鞋城”,形如“鞋形”所以得名。恰如该志所载的滕县东南的“靴头城”,因东西长于南北数倍形似“靴子头”而得名。今遗址上有村亦用“鞋城”为村名。

     

      但是已故的大学者王献唐先生在《三邾疆域图考》中引用了《水经注 漷水》一部分文献   “漷水,又西南迳蕃县故城南,又西迳薛县故城北”时说“所谓薛县故城,非古薛国,乃汉薛县。... ...今就滕地考之,殆县城西南二十八里至鞋城。鞋古读靴,与薛音近而讹。... ...赵沟以下之漷水,迳其北境,方向正于《水经》合。汉之薛县城址,殆在是矣。

     然而这里便出现了许多的历史与考古性质的错误,或许早年王献唐先生并非知道很多,也不能够全部怪与他。

      一是,经过考古和文献对照,确凿的表明薛国故城,就是夏代大禹封奚仲之薛国,也是西周至春秋时代的薛国,更是战国时代孟尝君父子所被封的薛国城邑,更是秦汉之后至隋代之初的薛县所在地。高巍的薛国故城城墙,经考古发现有汉代重新堆夯的迹象。舍弃高大的古城,而到所谓的“鞋城”重立县城,没有任何的道理。

      二是,鞋城,经过考古发现,是一个西周至汉代的一个古人的生活聚落,也是一个小城镇,其上也没有什么建筑基础遗存,并非为大的县城。而且还如此之近的距离同时代汉代的滕县所在处的滕城,和今滕州市市区之处的蕃县城。鞋城并非是汉代的一个县城。

 

     王献唐先生误解了《水经注》关于“漷水,又西南迳蕃县故城南,又西迳薛县故城北。”叙述。他认为“漷水”,近距离的流经“蕃县故城南”,那么也一定是近距离的流经“薛县故城北”,根据他所绘制的“漷水四次改道图”,可以看出,“漷水”最后近距离的流经鞋城之北,于是他就认为“鞋城”就是“薛城”,就其音近而为之。

 

    岂不知“鞋城”附近就是薛县、滕县、蕃县的交界处。而且“鞋城”之东有古村为“薛岩”,本名原是“薛沿”,为汉代故薛县与故滕县的边界处。薛国故城离该边界处约25华里许。

 

       也就是说《水经注》的本意“漷水,西南迳蕃县故城境南,又西迳薛县故城境北。”在王献唐先生看来却是近距离的经过“蕃县故城城址南”、“薛县故城城址北”。主管认识上的错误,便产生了对历史客观分析上的错误。

 

       滕州市地名录和鲍沟镇鞋城村的村名牌上,也同样引用了王献唐先生错误的观点“鞋城是汉代的薛县,因为音近而讹。”

 

      其实,“鞋城”并非是汉代“薛县城”,至多是薛县域的一个城镇而已。

 

 

 

第二,现代历史学者逄振镐先生认为山东淄川南有“薛国”

 ----------其实没有

 

      今逄振镐先生在《山东古国与姓氏》中写道:

薛国,古杂国,地在今山东省淄川南。此薛,非滕州南之薛国。《路史 国名纪七》云:‘薛,淄州南四十,谓之大薛’。淄州,今淄川区治。大薛故地在今淄川区南四十里。”

 

     这种观点究竟对不对?还是应该好好的分析一下:

      

 

     无论《路史 国名》的作者古代的地理历史学家罗沁,还是今沿用其说的《山东古国与姓氏》作者逄振镐先生,都没有对“淄州的薛国”所什么解释,或者说明其来历。

 

 

         

除了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提及到“齐甾川国薛县人”一句。今详细查阅《史记·第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列传 第五十二》开篇原话是“丞相公孙弘者,齐淄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在此之前,再没有任何资料提及到薛国以外有“薛”之事。在宋代之前的其他任何的史籍上,关于“淄州的薛国”也并没有任何的记载,而且,所谓的“淄川之薛”不见于史记之前的任何史籍资料,甲骨文没有,《春秋》没有,《左传》也没有,《竹书纪年》更没有。再者,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证据,说明“淄川之薛”。

 

 历史错误就在司马迁之后衍生出来了。今人有由“齐淄川国薛县人也。”衍生出“淄川国薛县”,或者说“淄川国有薛县”,然而汉文帝文帝分齐所置得甾川侯国,都城在剧。即《括地志》所言的“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根据青州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薛县”之名置,可见今人所认为“青州有薛县”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也说明“淄川国薛县”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齐菑川国有薛县”的理解就是从《史记 》等的资料里“公孙弘传”错误的推断出来的。

 

 

      又有佐证所言,齐:指战国时齐国旧地;而菑川国则为汉朝初年的封国,建都于剧县(今山东寿光);薛乃汉代县名(在今山东滕县南)。按剧县与薛县相距甚远,故前人疑此处有误,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史记考异》说:“菑川本齐故地,《史》言菑川又言齐者,当时通俗之称,扁鹊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与此一例,非《史》之误。《汉志》菑川国祗三县,无薛县,然《高五王传》,青州刺史奏菑川王终古禽兽行,诏削四县,安和薛县不在所削之内。《汉志》郡国领县若干,皆元、成以后之制,未可据以驳传也。”此言可信。 

 

      综上所述,结合扁鹊自述籍贯,那么,对于《史记》中所介绍的公孙弘的籍贯“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理解为“丞相公孙弘者,乔居齐菑川国,来自薛县的人也。”这个必定是无疑正确的。

 

      也即汉菑川国并没有薛县,薛县也不在汉菑川国内,或者说它们根本就不是从属关系。

 

 

 

     宋代的大史学家罗沁在书《路史 国名》时,他一定是极其细致研读了史太公的《史记》“公孙弘传”一文的,但是他也认为“淄川国有薛县”,但注意到了“青州历史上没有薛县”这个问题 ,他个人又“认为”可能在青州的历史上出现过“薛”,却没有办法解释他所认为的“薛”,于是他对此“薛”,没有作任何的解释,其实具体的“距离”也并非为真,而是借袭了“ ( 滕县)城南四十里有薛城”出薛,淄州南四十,谓之大薛”由于没法解释,只好谓之以“大薛”别于“滕县之南的故薛国”。此“薛”字源于何处?该“薛国”的渊源何来,根本就没法解释。

 

 

  其实,君不见,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札记《日知录》对此“淄川非薛” 辨析的十分有道理。结合《史记》等资料,正确辩证了“薛”,唯在滕南故薛城,即历经夏商周三代的任氏薛国故地,这里才是孟尝君后来袭封的真正“薛邑”,且葬于此。由于文章接近白话,不必翻译,自明。

 

 以下皆是原文--有兴趣者认真读之,必有收获:

 

顾炎武云: 仆自三十以後,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岁月既久,渐成卷帙,而不敢录以示人。语曰:“良工不示人以朴。”虑以未成之作误天下学者。若方舆故迹,亦于经史之暇时一及之。而古人之书既已不存,齐东之语多未足据,则尤所阙疑而不敢妄为之说者。忽见时刻尺牍,有乐安李象先名焕章《与顾宁人书》,辩正地理十事。窃念十年前与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尝与之札,又未尝有李君与仆之札;又札中言仆读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谱》而深许之,仆亦未尝见此二书也。其所辩十事,仆所著书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尝见,似道听而为之说者。而又或以仆之说为李君之说,则益以微李君之未见鄙书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质之君子,无惮贻误来学,非好辨也,谅之。

 

 

顾炎武的第一个大疑惑

——“淄川非薛,唯汉鲁国有薛县!”

来札(来信):据李君谓仆与之札。孟尝君封邑在般阳,不当名薛。薛与滕近,《孟子》篇中齐人将筑薛。此足下泥古之过。汉淄川郡即今寿光,今淄川即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孟尝封邑在淄川今寿光地,墓在寿光西四十里朱良镇。後人以淄川之般阳为淄川,如以琅邪之临沂为琅邪,乐安之博昌为乐安,孟尝封邑偶名同薛国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滕颇远,当何说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淄川非薛”一事曰: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 “ 齐甾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留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甾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甾川者,误耳。今人有谓孟尝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若在甾川,其壤地与齐相接,何不言齐而言邹鲁乎?又按《後汉志》云:“薛,本国,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孟尝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尝君家在徐州滕县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尝君之封不在甾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甾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甾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甾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

仆所考论如此,乃言孟尝君之薛不在般阳,不曰孟尝君封邑在般阳而不当名薛也。李君之辩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昔人注书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无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尝君墓在寿光,其甾于何书邪?《史记·孟尝君传》:“愍王即位三年,封田婴于薛。”正义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县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尝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传皆非也?又《汉书》有曹川国,无淄川郡,而般阳县自属济南。今日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远,并《史记》入《汉书》而不之考邪?

 

 

 

在明·嘉靖《淄川县志》载战国时,般阳(淄川古称)系孟尝君采邑。”

 明嘉靖《青州府志》载“孟尝君薛邑在淄川,今寿光地,其墓在寿光西四十里朱良镇。”

薛国故城本是孟尝君所袭封城邑,为何青州有孟尝君封邑,究其原因,是不是源于“公孙弘者,齐甾川国薛县人也。”衍生出来的“薛邑”,还是“孟尝君的衣冠塚”衍生出来的“薛邑”?或许都是?或许一先一后而来。

 再者,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版《淄川县志·人物传》中载公孙弘时说:此人旧时入乡贤祠祀之,但当时的山东巡抚陈凤梧已考证认定公孙弘不是淄川人,他便将弘从中黜除,不予祭祀。

这些,就说明了问题。

 

 

总之,在历史上引起众多学者所争论的“淄川之薛”并不是存在的,极大可能源于对《史记 公孙弘列传(平津侯列传)》的错误推论。

无论是《路史》里的“淄川大薛(国)”,还是《山东古国与姓氏》里的“淄川薛国”都是乌虚子有的。

 

而且对于《淄川县志》、《青州府志》里的:“孟尝君薛邑”“般阳”“淄川”都是不确信的。

 

大学者顾炎武之言“淄川非薛,唯汉鲁国有薛县。”应该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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