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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  

2009-10-26 22:38:01|  分类: 生活百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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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

第一节 气候的变迁

      自然环境中,气候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寒冷、酷热、暴风雨等都对人们的生存带来一定的影响。史书中也有很多气候异常的例子。气候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国历史上几个大发展时期也正好就是历史上的温暖时期,因为温暖时期的日光充足,雨量充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另外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内侵时期也正是当地的高寒时期,草原无法供给牧业的需要,这些少数民族无法在当地生活,就只有向中原地区进发以掠夺资源,维持生活。

      关于历史时期的气候的状况,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得出了一些科学性的结论。尽管还有人继续坚持历史时期的气候并无多大变化的观点,但多数学者根据大量的、可靠的资料证明,历史时期的气候确有变化,而且在某些时期还表现得十分明显。

      已故的我国著名地理学界的老前辈 竺可桢 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一文,就是我国历史时期气候研究成果的总结,表明历史时期我国气候的冷暖、干湿波动呈现出交替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温暖和三个寒冷期。

      一、 三个温暖期

      1. 公元前 5000 年到公元初为第一个温暖期(史前——西汉末)

      确定当时的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是由遗存到现在的动物骨骼和植物孢粉(孢粉学:是孢子花粉学的简称,是植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近数十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研究古今植物孢子和花粉的形态、解剖、分类、演化及其在地史上和地理上的分布规律,孢粉学有两个分支,研究地层中化石孢粉的称为古孢粉学或孢粉分析;研究现代植物孢粉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的称为现代孢粉学,孢粉学广泛地应用许多领域中。)的检定得出结果,还有文献中记载的物候资料。从公元前 6000 年左右的半坡遗址来看,在发现的兽骨中,有大量的竹鼠、獐(河麂)和斑鹿(梅花鹿)类的骨骼。竹鼠是生活在竹林中的动物,斑鹿善于奔跑,经常驰骋在森林之中,而獐则是活动于沼泽附近的草丛之中。由此证明当时的西安地区不仅有森林深邃的丘陵和丛草茂密的沼泽,而且有广阔的竹林夹杂其中。从上述热带动物能在西安地区生存来看,当时西安地区的气候显然要比现在温暖得多,另外从半坡人能在浐河中捕获大量的游鱼来看,说明浐河中当时水量是很大的,也说明当时是湿润的。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 5000 年前的气候普遍较今日温暖湿润,上海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2 ℃ —— 3 ℃ ,相当今浙江中南部气候。

      安阳殷墟是商王朝的都城,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这里发现的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除竹鼠、水獐外,还有貘(哺乳动物,生长于热带地区)和水牛等动物骨骼。从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来看,当时安阳一带种稻是在阳历三月下种,比现在大约要早一个月左右。同时甲骨文中还有捕获大象的记载。今河南简称为豫,即古代豫州的所在,豫字的象形字,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只大象的标志。

      西周初年的郯国(今山东郯城)人,以燕子初到的时间作为春分日,来决定农事活动开始的日期。但是现在每年到了春分日(约 3 月 22 日 )家燕只能到达上海。由此证明,大约在三千年前,今山东郯城一带的温暖程度犹如今天的上海一样。

      秦汉时期的温暖现象主要表现在黄河流域冬天结冰期短,梅树与竹类的广泛分布。据《春秋》记载:地处今山东中南部的鲁国,隆冬季节,冰房里竟往往得不到冰。《左传》和《诗经》中多次提到梅树。所谓“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就是具体反映。

      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据竺可桢及 朱士光 先生研究,秦汉时关中的气候比现在并平均气温要高出 1.5 ℃ —— 2 ℃ 左右。清朝初年学者张标根据《吕氏春秋》一书提供的物候资料,指出秦时春天的来临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若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提供的节气物候与现在西安的节气物候作比较,可以发现当时桃花和燕始见的时间比现在要早一个月左右,因而当时南方的一些植物可以在关中生长,动物可以在此繁衍。秦汉上林苑中就有不少南方热带的动植物存在。在薄太后南陵(位于西安东南)发现的熊猫骨骼也可以表明这一时期关中气候温暖湿润。从秦兵马俑一号坑发掘中发现的十多个淤泥层也足以证明,秦末汉初关中地区温暖多雨,尽管在其南曾修建了防洪大堤,但在建成后的几年中还是十多次进入大水。

      2. 公元 600 年到 1000 年为第二个温暖期(隋代——北宋初年)

      七世纪中叶,长安连续多年冬天无雪无冰(公元 650 、 669 、 678 年)。唐代的国都长安,还有梅树和柑桔的种植。据《酉阳杂俎》记载:唐玄宗天宝十年( 751 年),宫内几棵柑桔树结实 150 颗,而且味道鲜美,打破了“桔过淮南为枳”的现象,说明长安当时的气候温暖。

      3. 公元 1200 年到 1300 年为第三个温暖期(南宋中叶——元代初年)

      这个温暖期历时很短,大约只有一个世纪左右,即从南宋中叶到元初的一段时间,而且温暖的程度也不如前几次那么明显。

      这七、八千年期间出现的三个温暖期,持续时间越来越短,从几千年、四百年到一百年左右,温暖程度也越来越低,比如第一个时期黄河流域有大象,第二个时期大象群退居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第三个时期在长江以南,即今浙江衢县、广东和云南才有大象了。

      二、 三个寒冷期

      与三个温暖期相间的阶段即为寒冷期。

      1. 从公元初到 600 年为第一个寒冷期

      在此之前也有人主张西周时期曾有过寒冷期,其史料根据为《今本竹书纪年》:“周孝王七年,江汉俱冻”。而且只有这一条记载,还不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虽然多不可尽信,然汉江冻结乃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可能并非有意所为,但只凭这一条资料也是难于说服人的。

      《竹书纪年》是西晋初年从汲郡(今河南省汲县)魏王(一说魏国贵族)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古书中的一种。由于此书本无题名,晋王朝的整理者以其所记按年编次而称之为《纪年》。此书因从竹简写定而又称《竹书》,但通常称为《竹书纪年》。那么为何《竹书纪年》还有《今本》呢?这是因为自清代中期以来,学者们一般认为,《竹书纪年》原本(即出土后经当时学者整理成书的《十三篇本》)佚于两宋之际,相对于不复见的原本,因此明刻《竹书纪年》通行本谓《今本》。但对于《今本竹书纪年》有不少学者认为是伪书。

      第一个寒冷期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前后持续近 600 年。东汉建都洛阳,由于冬季寒冷直到暮春,洛阳仍然有下霜降雪的记载。三国时,魏文帝曾观兵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由于天气寒冷,淮河结冰,十万大军的演习不得不取消,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淮河结冰的第一次记载。南京是六朝故都,南朝曾在覆舟山设有冰房,其所需用的冰应该就取自当地。因为南北分裂,不可能每年从北方运冰块到南京,这就说明当时南京的冬天比现在要冷 2 ℃ 左右,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 1 ℃ 左右。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求》一书所记载的杏花盛开和枣树发芽的时间比现在要晚 15 —— 30 天,说明这一时期的气候是相当寒冷的。

      2. 从公元 1000 年到 1200 年为第二个寒冷期(两宋时期 )

      属于我国历史上的两宋时代,这从当时北方和南方一些物候及河湖结冰可以看出。由于天气寒冷,北方一带已无梅花,因而北方人便误认梅花为杏花。正如王安石所云:“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进入十二世纪,气候更加寒冷,浩淼无际的太湖,竟然在公元 1111 年全部结冰,且冰层坚厚,甚至可以行车,太湖西山的柑桔全被冻死。南宋都城杭州,不仅冬天降雨多,而且往往延至暮春。福州是我国东海岸荔枝分布的北界,一千多年来曾两次遭到惨重损失,都在十二世纪( 1110 年和 1178 年),可见这一时期确实寒冷。当时为了使石榴树过冬,须用蒲藁裹而缠之,不然就要冻死。这在如今的黄河中下游也是未曾有过的事。

      3. 从公元 1400 —— 1900 为第三个寒冷期

      徐近之先生根据 665 种方法统计了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时,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汉江和淮河的结冰次数,以及十六世纪以来海热带地区降雪落霜的次数,可以证明这五百年来寒冷的年份是多的。其中太湖结冰 16 次、鄱阳湖 6 次、洞庭湖 9 次、汉水 19 次、淮河 14 次,近海热带地区降雪落霜 47 次等等。当时不仅黄河流域无梅树,就是东南沿海的荔枝树,也不止一次被冻死,江南的运河也不至一次结冰。

      明清两代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当数明代袁小修所写的《日记》和谈迁所撰的《北游录》、《袁小修日记》记录明万历 36 年至 47 年( 1608 —— 1619 )湖北沙市附近的气候,从其日记可分析出当时沙市春初的物候较现在武汉市物候约迟 7 天到一个月。而谈迁的《北游录》则记载清顺治 10 年至 12 年往来于杭州和北京间的经历,当时北京的物候较现在约晚 7 —— 14 天左右。谈迁的《北游录》记载:“ 17 世纪中叶,天津一带运河的冰封期一年中长达 107 天左右,而现在天津扬柳青一带的运河,平均每年的结冰仅 56 天左右。从物候的迟早可推算出在 17 世纪中叶,北京冬季的平均温度大约要比现在低 2 ℃ 左右。”

      有学者将中国东南部地区近 2000 年来旱涝记载进行分析,发现有长短不同的周期性的干湿交替时期,并且有逐渐变干的趋势。如以湿润指数 1 . 24 为界,把整个时期分为十个旱期和湿期。最长的湿期出现在唐代中期,持续约 240 年( 811 —— 1050 ),接着最长的旱期出现在北宋前期,持续约 220 年( 1051 —— 1270 )。再如以公元 1000 年为分界线,前期干旱时间短,湿润时间长,分别为 350 年, 650 年;而后期则相反,干旱时间长,湿润时间短,分别为 580 年, 420 年;近 500 年来,旱灾又多于水灾,以南涝北旱为常见,黄河流域旱灾尤为频繁,其中 16 世纪、 17 世纪旱灾多于涝灾,如 17 世纪中(明末崇祯末年)黄河流域连年干旱, 18 世纪, 19 世纪涝灾又多于旱灾, 20 世纪以来旱灾又明显多于涝灾。这些情况表明, 15 世纪下半叶到 17 世纪末为干旱阶段, 18 世纪到 19 世纪末为湿润阶段,而 20 世纪又进入干旱时期,且干旱发生频次北方高于南方。(郑斯中:《我国东南部地区近两千年来旱涝灾害及湿润状况变化的初步研究》,《气候变化与超长期预报会议论文集》)。

      对历史时期我国气候的寒冷与温暖、干燥与湿润状况的交替变化,有些学者把它同太阳活动的周期联系起来。关于太阳黑子活动最早见于西汉永兴元年,从初步统计可知,太阳黑子增多时,地球上多雷雨风暴。而我国关于太阳黑子记载最多的时期为 4 世纪, 6 世纪, 9 世纪, 11 世纪和 14 世纪。除 4 世纪的冬寒缺少资料外,凡是太阳黑子活动多的世纪,也是我国严冬寒冷多的世纪。因为太阳活动世纪增强时期,北半球盛行经向环流的 E 型或 C 型,水旱灾害多,气候寒冷。反之,在太阳活动世纪减弱期,北半球盛行纬向环流的 W 型,水旱灾害少,气候温暖。(《湖北省历史上的水旱问题及其与太阳活动多年变化的关系》《地理学报》 1963 年 1 期)。所谓太阳黑子是指太阳表面的气体旋涡,温度较周围地域低,从地球上看像是太阳表面上的黑斑叫做太阳黑子。

      近年来经过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无论气候冷、暖或干湿和变化,都是由于大气环流所造成的,与太阳黑子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如果太阳黑子活动能影响气候的变迁,应该就是全球性的,不应该仅局限在某些地区。可是直到现在还找不到太阳黑子活动影响全球气候变迁的实例,也就是说,还找不到有关我国气候变化与世界同步的例子。当然太阳黑子活动对预报未来的气候变化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影响大气环流的因素很多,如太阳辐射、世界洋流、北极冰雪、青藏高原冰雪,以及现在常常讲到的臭氧层破坏、环境污染等均可以影响气候的变迁。因而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很复杂,需要从各方面进行探讨,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对于我国古代气候变迁, 竺可桢 先生指出,只要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等,从古代气候的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讲到这里,气候变化中的偶然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我国现在的气候应算作暖湿期,大家讲得最多的原因是世界环境的变化,高度的工业化,导致臭氧层破裂,从而使大地温度升高。但也会突然出现极为寒冷的现象,如 2002 年的冬天就是极为寒冷的。(臭氧层即平流层中臭氧集中的一层,距地面 20 —— 30 公里 ,太阳射向地球的紫外线大部分被臭氧层吸收)。

第二节 水文的变迁

      一、古代中原的湖泊

      唐代以前的中原地区湖泊众多。可谓星罗棋布,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的水文环境要好于现在。这些湖泊在古代文献中称为泽薮。泽是众流所归的大湖泊,薮相对要小一些。但这种叫法也有变通的,如现在的鄱阳湖和太湖,应算是全国比较大的湖泊了。但在古代文献中则还有被称为薮的。而一些比较小的湖泊却被称为泽。如在河南中牟县的萑符之泽在河南商丘的逢泽,都不是大的湖泊,今天无不存在了。

      黄河中下游及其附近的湖泊是众多的,较小的不必说起,较大的也不少。在现在的山东境内有 泽,荷泽、大野夏等;在现在有河南,有荥泽、圃田、孟诸、大陆泽等;在今山西中部,有一个昭祁薮;在今陕西中西部又有弦蒲、阳纡、焦获等。有些小的湖泊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存在。

      根据流传到现在的记载,可以知道古代中原的湖泊有的是相当巨大的,大野泽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野泽即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到唐朝时,它的湖泊南北还有三百里,东西也有百余里,古人曾以大野和洞庭并称。圃田泽在北魏时,南北还有二百多里,东西有四十余里。

      为什么这些湖泊都相继干涸了,其原因与黄河有关,黄河中挟杂着大量的泥沙,又经常决口和改道,每次决口和改道,所挟杂着大量的泥沙,自必然随泛滥的洪水漫流各地,泛滥的洪水挟杂着泥沙冲入湖泊中,自然令使湖泊逐渐湮塞,由这些湖泊湮塞的过程,可以知道这引起变迁还是相当快的,春秋时期的一些小湖泊到秦汉时期再看不到了。圃田泽在北魏时还相当大,以后再看不到了。还有一些不在黄河泛滥区的湖泊,没有足够的水源,加之不停的蒸发,也变干枯了。

      二、 黄河下游的改道

      黄河是因水中挟杂有大量的泥沙,水色发黄的缘故。但黄河并非自来如此,到唐代时才被称为黄河。在此之前黄河原名为河水。春秋时人说到河水,只是说它不清(《左传·襄公八年》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战国时人说河水,只是称它浊河(《战国策·燕策》苏代说燕王,“齐有清济、浊河,可以固”),而且是和济水相比较而言的。西汉初年,开始有人提到黄河的字样(《史记》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使黄河如带”),虽然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至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的记载(《汉书·沟洫志》)。到了唐代黄河的含泥沙问题更为严重。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黄土疏松,不耐侵蚀,被侵蚀的黄土,辗转流入黄河。黄土高原近沙漠,故黄土中多含沙粒,因侵蚀随水流下,增加了黄河水中的含泥沙量。远古之时,黄河中上游植被丰富,遇到侵蚀,泥沙不多,是以河水显得虽然不甚清澈,但最多也只是浑浊。后来随着沿岸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开发,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因而遇到雨水,泥沙俱下,形成黄河泛滥,甚至导致河流改道。

      黄河的河道上中游行于高原峡谷中,古今没有很大变迁,河南孟津以下,流入平原地区,就容易溃决改道。自有文献记载以来,黄河决口泛滥,相当频繁,其中改道也有多次,据有关方面统计,自有记载以来黄河决口泛滥约有 1500 余次,较大的改道达 26 次,其范围包括今河山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在 26 次改道中,大徙改道有 6 次。其中金以前多在今黄河以北,金朝以后多在今黄河以南。宋代以后的变化最为频繁,大约不到四五百年就已经有改道的事性发生。这自然是由于河流泥沙过多,河水容纳不下的缘故,但统治阶级未能尽力治理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黄河之所以决徙改道,除自然原因外,也有社会原因,而洪水量和泥沙量则是造成黄河决徙改道的主要自然因素。

      黄河自上而下连贯四个高度不同的区域,即海拔 2000 —— 5000 米 的青藏高原,海拔 400 —— 3000 米 的黄土高原,海拔 1000 —— 1500 米 的内蒙古高原,海拔 200 米 以下的华北平原。由于落差悬殊,往往在两个区域相接的部分,河道陡降,形成许多峡谷,河水奔腾而下,一泻千里。而到了平原地区以后,便水流缓慢,泥沙沉积,河床不断抬高,容易决溢泛滥。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比较干燥,上游地区的年降水量仅为 200 —— 400 毫米 ,中下游地区也不过 600 毫米 左右,而且全年降雨量的 70 %集中在夏、秋两季,且多以暴雨形式降落,因而往往造成山洪爆发,河流水量猛涨。

      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大本营,它西起青海省的日月山,东至山西太行山,北到长城,南连秦岭,面积约 58 万平方公里,其水土流失地区达 43 平方公里。而陕、晋两省黄河峡谷两岸约 1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则是黄河粗沙的主要产地,对黄河下游危害极大。黄土本来就质地疏松,易于被流水冲刷和溶解,而其高原地区的年降水量变率又很大,地表经流冲刷剥蚀的泥沙,顺着千沟万壑和重要支流,统统倾泻于黄河之中。

      今天的黄土高原已非昔日,昔日的黄土高原并不像今天这样支离破碎,千沟万壑,而是比较完整的。如周人长期经营的周原地区,当时的情况是“周原芜芜,董荼如饴”,以肥美富饶而著称于世,要不然周王朝也不至于把都城放在此地。而现在的周原已被流水切割成许多南北向的长条块。早期的国都遗址也被分割在一条大沟的两边,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此沟的形成是在国都建成之后,距今约两千多年。周原上的沟壑,窄的 十米 左右,宽的竟达数百米,浅者数丈,深者数十丈。这些黄土都被搬进黄河中去了。

      现在的华北大平原实际上也就是地质时期黄河与其它河流共同营造的结果。近年对河南陕县黄河附近河水泥沙量进行测量,多年的平均记录是年输沙量为 16 亿吨。 1833 年黄河大水,输沙量达 36 亿吨, 1843 年的特大洪水,估计输沙量达到 55 亿吨。如果把 16 亿吨泥沙筑成高宽各 一米 的长堤,可绕地球 27 周。黄河所挟带的泥沙,约有 12 亿吨冲到海口, 4 亿吨沉积在河床内,使下游河床每年平均抬升 10 厘米 。现在黄河下游河床高出两岸平地 2 —— 10 米 不等,水行地上,成为悬河,全靠两岸大堤约束。开封市北的黄河河床,已高出开封市 11 米 。

      开封是历史上遭受黄河危害最大的城市之一,市区地面已普遍淤高。到底抬升了多少米,至今尚难定论。据说明代的周王府已被埋在地下十几米深处。果真如此,那么战国时期的大梁城又在地下何处。宋代的一次河决淹没了澶州城(今河南濮阳西南),原城已埋在地下 10 米 处,有出土的澶州城碑为证。

      每年被黄河搬运到海口去的大量泥沙,造成了新的陆地,近年来海口每年向外伸延 3 . 4 公里 ,扩展陆地 40 —— 60 平方公里。

      据研究,进入黄河的泥沙,源于内蒙古包头以上者仅为 12 %,源于包头到龙门之间者却占 48% ,可见中游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因此中游地区防泥沙是保证黄河少泥沙的根本,而防治泥沙的重要措施是防止水土流失,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好的植被。目前党中央提出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是非常正确的举措,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以减少黄河的泥沙量,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谭其骧 先生在研究了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农牧变迁的事实以后,认为河患之所以古少近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黄河中游地区的植被是否良好。即就是说如果某一时期植被良好,黄河就安流,否则就决徙泛滥。恩师 史念海 先生对黄河中游历史时期的森林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与 谭 先生相同的结论。

      黄河的六次改道为:

      第一次在春秋中叶,周定王五年(前 602 年),黄河从河南进入河北由天津入海。这条河道稳定,将近五百年,到西汉文帝后开始决口,至西汉末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灾情较为严重,终于在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 11 年)在河北磁县南决口。主流东决,在今山东境内入海。而分流则漫流在今山东西部、河南东部一带,前后经过七十余年的漫流期,到东汉初才结束了这种局面。

      第二次改道在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 70 年)。由著名的水利工程师王景和王吴主持,对王莽时的河决大势加以疏导,王景领导几十万民工花一年时间,沿黄河修筑堤坝达千余里。这次改道后黄河稳定长达七百余年,直到唐中叶才决口。这次安流时间长的原因除了王景治水之功外,关键在于中游地区植被发生变化。在次期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占领黄河中游地区,建立政权,用畜牧业代替农耕,从而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到唐代末年黄河又开始泛滥。

      第三次改道在北宋仁宗庆历八年( 1048 年)。宋初七十余年中,黄河多次溃决,但屡决屡塞,总能堵住,至景祐元年,澶州(濮阳)决口已无法用人工堵塞。庆历八年( 1048 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东北决口,造成第三次改道。经山东北部入今卫河由天津入海。此后嘉祐五年( 1060 年)黄河又在大名东决出一段,东北循马颊河入海。导致黄河有东北二流。此后六十年中,宋金对峙,中原战乱不定,因而黄河灾情更为严重。

      第四次改道在金章宗明昌五年( 1194 年)。黄河在阳武决口(今河南原阳县),经延津、 入山东至寿张入梁山泊,然后分为二支,北支由北清河(今黄河)入海,南支由南清河(泗水)取道淮河入海。就水量而言,进入淮河者占大多数,夺淮入海者达十之七、八。

      第五次改道在明朝弘治七年( 1494 年)。在次之前,元代贾鲁曾治理黄河,使水回归故道。所谓故道也就是自金代以来黄河多次经流的汴泗道,由河南进入安徽北部至徐州入泗水、再循泗入淮。历史上称为贾鲁河。之所以后来多次黄河夺淮入海,有人为的因素,是由于元明清时北京城用的粮食大多要用大运河从南方运来。如果黄河水向东北流,势必影响运河的正常运输和安全。明代治理黄河也以保运河为中心,于是在黄河北岸修建长堤,使黄河北泛的机会大大减少。使黄河水北流断绝,全部流入淮河。

      第六次改道在清咸丰五年( 1855 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今河南兰考北),结束了黄河趋向东南、夺淮入海的历史。这也是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导致淮河流域泥沙堆积、地势上升造成的。

      1938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侵华日军沿着陇海铁路西行,命令其部队炸开在郑州花园的黄河大堤,使黄河再次趋向东南,历时九年,造成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受灾。这是历史上黄河由于人为决口所造成的最大灾害。

      黄河历次改道,造成入海口经常发生变化,其入海口最北在今天津市附近,最南是和淮水一同入海。如果以现在河南孟津县和现在的天津市以及淮水入海的地方为三顶点,作一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内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是在黄河改道或者泛滥区域内,甚至还有若干地区还不是这个三角形所能包括得到的。

      三 、 黄河的断流

      与历史上黄河泛滥形成对比的是黄河的断流。黄河的断流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但那时的断流一般发生在冬季的枯水期,时间很短。此后,时断时续,到了 90 年代断流逐步加剧,几乎年年断流。从 1972 年到 1999 年共断流 21 次,最长时间达到 200 余天,断流从山东整个河段往上发展到河南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多年来,专家们不断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措施,照此下去,黄河最终将变成一条季节河、内陆河。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明确指出,对黄河水利资源的利用,要在统筹兼顾沿黄各省区工农业生产、城乡生活用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确保黄河不断流。因此不论黄河缺水是多么严重,保持黄河每妙 30 立方米 的最低流量就成了一项硬性任务。

      在缺水形势越来越突出、沿河各地利益越来越难以协调的情况下,有关方面不得不对有限的黄河水资源采取指标分配的办法。分配始于 1987 年,但那时仅仅是将用水指标下达到沿黄各省区,在执行时仍然各自为政,时的黄河仍难免持续断流的厄运。 1999 年 3 月,经国务院授权,黄河管理委员会对黄河水资源实行统一调度管理,黄河从各省区出境的实际数量由黄委会独立监控。采用这种斤斤计较的办法确实是迫不得已。有关资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黄各省区每年引用黄河水不超过 80 亿立方米,到了 1980 年左右,达到 280 亿立方米, 1983 年各省区提出的用水要求达 740 亿立方米,再加上黄河流域持续干旱,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用水量。

      根据水文资料,正常年份黄河每年的水量为 580 亿立方米。各地用水矛盾实际上都是在大量扩大工业用水和灌溉面积的情况下产生的,其中山东的引黄灌溉面积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几百万亩猛增到 3000 万亩左右。

      原来在黄河之南还有一条济水,春秋战国秦汉时,江、淮、河、济为全国四大河流,济水是黄河众多分流中流程最长,在航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河流。从今河南省荥阳附近由黄河干流分出, 至山东省定陶附近分为两支,一支过巨野泽东北流,在今山东垦利注入渤海;一支出菏泽后经菏水,在今鱼台县附近注入泗水,与淮河和长江相连通,成为中原地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的重要通道。可见济水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样大的河流却因黄河的泛滥和改道的关系,不仅断流,而且河道也被黄河占去。现在虽然没有济水了,却留下了不少与济水有关的地名,如河南的济源县(济水的发源之地)、山东的济南市、济宁市、济阳县等。

      四 、 淮水下游的湖泊和淮水下游的的变迁

      淮水即今天的淮河,在历史上也受到黄河的干扰。好在淮水依然畅通,不像济水后来完全阻塞。黄河对于淮水的干扰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远在汉武帝时,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决口 , 就东南流注于大野泽,又由大野泽溢出,流到泗水和淮水里面,不过最重要的影响还是黄河的故道。黄河南流由淮河入海,河流水量必然发生变化。淮水流域洪泽湖的扩大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洪泽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水塘,以前还曾利用它来灌田,其湖得名在隋炀帝时,因为炀帝过此,适逢久旱遇雨,遂改称洪泽。

      可是淮水流域的有些湖泊却湮没不见了。位于河南汝南、正阳两县以东的鸿卻陂,位于安徽寿县以南的芍陂都是比较大的湖泊。鸿卻陂于汉以后即已不存在,芍陂直到元代时还被利用灌田,后来也逐渐缩小。这不是由于黄河的影响,而是农田的侵占和流沙的淤积及大量排水的结果。

      五 、 长江的演变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以沱沱河为最长,为正源,全长 6211 公里 ( 这是目前用最新方法即卫星遥感技术测出的数字 ), 比原来公认的 6300 公里 少了 80 多公里,但是仍为世界第三大长河(仅次于亚马逊河和尼罗河),经过青海、西藏、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等十个省市自治区。流域面积达 180 万平方公里,拥有支流 700 多条。

      当然,目前对长江源头有不同的看法,这牵涉到确定大河源头的标准,除“河源惟远”以外,还有“水量惟大”和对应于河流主方向等标准。一段时间以来也有一些人包括地理学、测绘学的研究人员对沱沱河作为长江源头保留看法,因为当曲的水量是沱沱河的五至六倍,流域面积是沱沱河的 1 . 8 倍。

      长江由源头到宜昌为上游,流经重山峻岭之间,奔流而下,河道少有变迁。从宜昌到江西湖口为中游,湖口以下为下游,江阴以下为河口段,流经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水流平缓,河道变迁比较频繁,而且弯曲河段多,沙洲不断出现,汊流发育充分。加之左右两岸江边条件的差异、以及受到科里奥里斯力(偏右律)的影响,往往在易于侵蚀的左岸形成鹅头型弯道。不过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在科氏力的作用下,长江主要逼向右岸、长江中下游河道紧靠右岸山丘岗矶的形势就说明了这一点。

      今天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基本态势,以及河床摆动和形成分汊、顺直微弯、蜿蜒性河流,是历史时期不断演变的结果。这种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探讨其特点和规律,对今后的河道的改造利用和治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江中下游河道变迁的原因主要有:

      1. 地质、地貌条件的影响。

      长江流域的各个大地构造单元对长江的影响不同,北岸、南岸也有差异。自宜昌以下,长江首先经过云梦沉降区,然后经过武汉,折向东南,至于九江附近绕过淮阴山字型构造的弧顶,再折向东南,奔流入海,形成了武汉、九江、镇江三处弧形弯曲。由于新构造运动的影响使长江中下游河谷地貌呈现不同的形态。这主要表现在长江北岸大都为掀升形或掀斜形的升降运动,迫使长江不断南移。像荆北地区的掀升运动与松滋一带的拗折线,就是长江向南分流的主要因素,而上下荆江的沉降则是河曲形成的主要条件。正是由于全新世以来新构造运动由北向南掀斜和地球自转偏向力(科氏力)的作用,长江左岸宽阔,右岸狭窄,左岸泛滥平原上往往留下古河道的遗址。长江右岸矶头多达 72 个,左岸却只有 31 个,之所以如此悬殊,正是新构造运动影响长江不断南移的确凿证据。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众多,它门的演变也往往受到这种地质地貌条件的制约,随着沉降中心的转移而消长和变迁。

      2. 边界条件的影响

      河流的边界条件是指河床及其两侧组成物质和表现形态。从广义讲,也包括沿流地质地貌条件,河谷坡降和支流状况等,这里仅涉及河床及其两岸组成物质的不同对河床演变的影响。

      长江两岸河漫滩的宽度决定了历史时期河道摆动的幅度,也就是说,河漫滩的宽敞越大,河道摆动的幅度也就越大。长江中下游河段的汊流发育十分充分,也同河流的边界条件有密切关系。因为河床上部的堆积物比较松散,下部比较坚硬,使河道侧蚀横向扩张的速度大于下切的纵向发展速度,河流展宽后水流缓慢,泥沙沉积,沙洲出现,汊道形成。

      3. 水沙条件的影响

      长江属于季风型河流,径流主要依靠降水量补给,年径流量的变化与年降水量的季节分布不大一致。由于洪水期和平水期的来水来沙条件不同,促使河床不断演变,这也是长江中下游河床变化频繁的重要原因。

      一般来说,长江在洪水期流量猛增,挟沙能力大,含沙量的增长大于流速的增长,造成滩面淤积,洪峰逾高淤积量也逾大。洪水降落后,被扩大和淤高的滩地也就露出水面,形成江心洲,因而特大洪水对长江中沙洲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六 、 一些重要湖泊的变迁

      我国的湖泊很多,就分布地区而言,则以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青藏高原为最多,前者是水乡泽国的特有风光,后者是新构造运动和冰川作用的结果。据统计,全国自然湖泊面积在 1 平方公里以上的有 2800 多个,总面积达 80000 多平方公里。在历史时期,我国东半部平原的湖泊变迁频繁,有些消失了,有些生成了,有些则时大时小。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一) 逐渐消失了的湖泊

      1. 云梦泽

      云梦泽是古代江汉平原上的一个著名湖泊。其方位和大小是历史地理上重要的疑难问题之一。 谭其骧 先生研究后认为过去所以把云梦泽范围越说越大,主要是把云梦与云梦泽混为一谈,岂不知前者是楚王的一个狩猎区,后者才是一个湖泊的名称。二者都在长江以北,从未有过横跨长江南北的云梦泽。云梦的范围十分广阔,是一个含有山林川泽原隰等多种地貌形态的狩猎苑囿,东西约有八百里,南北也不下五百里,而云梦泽只是其中的一个大湖而已。云梦和秦汉时期的上林苑有相同之处。

      秦汉时代,由于长江分流泥沙的堆积,云梦泽的主体已向东南转移,位于华容县南(今湖北潜江东南)。魏晋南北朝时期云梦泽进一步缩小,华容县南已成为陆地,孙吴和两晋即在今监利县北增设监利县,云梦泽的主要水体已转移到华容县以东,并被分割成许多湖泊。著名的有大浐、马骨和太白湖。到了唐宋时代,大浐、太白二湖已不见于记载,而马骨湖只是夏秋泛涨时才是湖泊,成为季节性湖泊。唐宋以后,江汉平原最引人注目就是洪湖的形成。洪湖的名称始于明代,但它的迅速扩大则是清代中叶以后的事,是由于江汉平原排水不畅,在原来地势抵洼地区形成了新的湖泊。

      2. 大陆泽

      大陆泽又名钜鹿泽,另外还有广阿、泰阿、大麓、沃川、张家泊等名称,是古代河北平原上太行山冲积扇边缘的一片浅沼洼地。《禹贡》中的“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就是指战国时代的黄河也流经这块广大的平原上,当时的大陆泽为许多河流所汇注,面积广阔,被称为“九薮”之一。位于汉代的巨鹿县之北。占有今巨鹿、平乡、任县、隆尧等县的一部分土地。宋大观二年( 1108 年),黄河北派在邢州决口,淹没了巨鹿县城,滔滔黄水倾注于大陆泽中,这次河决,把巨鹿县城埋在地下六、七米深处(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4 章),大陆泽中淤积的厚度绝不会小于这个数字。随着湖盆的淤浅,湖水自然向低洼的地区转移,形成新的湖泊。今宁晋县南的宁晋泊,就是大陆泽水体北移后逐渐扩大的。明清时,宁晋泊被移为北泊,位于任县东北的大陆泽则移为南泊,二泊之间有穆家口河贯通,南泊之水向北泊流注。后因穆家口河淤塞,大陆泽地区水灾严重。明嘉靖、清顺治和雍正时,曾三次疏浚此河,导南泊之水注入北泊。从此以后,水灾减轻,而大陆泽却名存实亡,仅剩下一个很小的陂池。

      3. 大野泽

      前面已讲过。位于山东巨野县东北,古代为济濮诸水所汇注,也为“九薮”之一。汉代时位于巨野县北,称为“兖州薮”。汉元光三年(前 136 年),黄河在瓠子(今濮阳西南)决口,东南注入巨野泽,巨野泽继续扩大。晋太和四年( 369 年)桓温伐前燕和义熙十四年(418 年)刘裕伐后秦,都曾经利用巨野泽,引战舰自济入河。刘宋时,“巨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济,旧县故城,正在泽中”,说明巨野泽还在扩大中。

      唐代以后的黄河泥沙滚滚,宋时称为梁山泊,是因为梁山成为湖中的孤山。黄河灌注梁山泊,其水面虽不断扩大,但湖底却迅速淤高。金元时黄河虽然南徙,但北泛时仍灌注梁山泊,梁山泊迅速淤浅。元至正四年( 1344 年),黄河灌注梁山泊,“河徙后,遂 为平陆”。曾经有过 8 百里水面的梁山泊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

      (二) 由小变大的湖泊

      1. 洪泽湖

      位于江苏省西部,面积达 1586 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其湖形成较晚,与黄河趋向东南有密切关系,是由淮河以南的几个湖演变而成的,之所以如此,则是金元以后黄河夺淮入海,淮河下游被淤塞,形成黄淮倒灌的结果。明清两代在洪泽湖的东南修筑高家堰,以抬高洪泽湖的水位,借湖水济运,这就使位于淮河右岸的洪泽湖终于扩展到它的左岸,淮湖合为一家。清代前期“蓄清敌黄”的结果,使位于湖滨的泗州城(盱眙北洪泽湖中)遭到了灭顶之灾,终于被汹涌的湖水所吞没。明代的祖陵本来高出泗州城二丈三尺有余(《读史方舆纪要》卷 21 《泗州》),也难免被淹没的命运。现在每当淮河流域干旱缺雨时,洪泽湖水位下降,泗州城垛和明祖陵石人石马均可露出水面。

      乾隆以后,由于黄水倒灌的结果,洪泽湖东北一带淤成平陆,清水出路不畅,遂不得不“借黄济运”(《清史稿》卷 133 《河渠书·运河》),这样以来,不仅使淮扬之间运河逐渐淤塞,而且洪泽湖继续扩大,向低洼地区倾泻,遂形成今天的成子湖。

      2. 高邮湖

      位于江苏省高邮西北 3 里,一名新开湖。安徽天长以东诸水皆汇注于此,其形成和发展很早。但金元以后,由于和洪泽湖同样的原因,即黄河倒流,造成湖面扩大。明清两代为了保证运和畅通,又尽量把洪泽湖东排之水拦蓄在运河之西,高邮湖首当其冲,湖面不断扩大。使高邮湖终于成为运河沿线最大的湖泊,面积达 547 平方公里。

      (三)大小交替变化的湖泊

      1. 洞庭湖

      位于湖南北部,面积达 2820 平方公里,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记载的洞庭平原上的河流基本上都是单独入江来看,可以知道直到汉晋以前,洞庭湖尚未形成。西汉时,湘、资、沅、澧四水,没有一条是入湖的,都是直接流入长江。东汉三国时,除湘、澧二水单独入江外,资水和沅水交汇后注入湖中,再东北入江。

      汉晋以后,由于洞庭平原的继续下沉和荆江地区由北向南的掀升性运动,以及松滋一带的拗折线,造成长江向南分流,使洞庭湖由原来的一个小湖发展成为具有广阔水面的大湖,上述四水均注入洞庭湖,唐代以后直到清代前期,洞庭湖继续扩大。今华容、常德、沅江、岳阳之间都属于它的范围。唐宋诗文中称“八百里洞庭”,浩翰无际。然而长江泥沙大量倾注,湖底都显著淤浅,水面不断扩大只是暂时现象。每当长江和沅、湘、资、澧诸河来水减少时,湖面缩小,沙滩出露。南宋时又不断围湖造田,直到清代道光年间,“陂泽尽为陇亩”,洞庭湖周围成为水患最严重的地区。

      洞庭湖由小到大,又由大到小的演变过程,除地质地貌条件和新构造运动影响外,同长江来水来沙情况有密切关系。清代前期仍然水面浩淼的洞庭湖,到现在不过一二百年,大部分湖盆已被淤平,这正是由于长江流域“穷山穷谷,石陵沙阜,悉尽垦辟”及沙石“随雨流注,逐波转移”,“平湮湖洋,远塞江河”的结果。人为地修堤筑垸,与湖争田,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昔日方圆八、九百里的洞庭湖确已奄奄一息了,沧桑之变,实堪惊人。

      2. 鄱阳湖

      位于江西省北部,面积达 3583 平方公里,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地势比长江略高,长江水很难倒灌入湖,主要是拦蓄江西境内诸河流,可减轻长江汛期洪水的压力。

      过去解释《禹贡》的人都认为古彭蠡泽就是鄱阳湖,其实是错误的。经考察和考证,古彭蠡泽位于长江以北,与今天的鄱阳湖毫无关系。今天的鄱阳湖在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和由小到大又变小的演变过程。

      今天的鄱阳湖北部,仅是鄱阳湖口断隔水城,与江北的彭蠡泽没有关系。南北朝时彭蠡泽不断南移,隋代末年,由于彭蠡泽已接近鄱阳山,遂兼有鄱阳湖之称。唐宋时的鄱阳湖扩大很快,相当于今天湖泊的二分之一。元时的鄱阳湖已北至湖口,南到余干,东连鄱阳,西抵德安,与今天的鄱阳湖相当。明清时代鄱阳湖仍有扩大的趋势,但当入湖之河来水减少时,湖体却迅速萎缩。随着赣江等河流来沙量增加,鄱阳湖严重淤积,同洞庭湖一样,也由大变小。根据实际测量, 1954 年该湖的湖水面为 5050 平方公里, 1957 年为 4900 平方公里, 1976 年为 3841 平方公里,仅 22 年就减少了 1200 平方公里,其变迁之巨烈,实在不能等闭视之。

      七 、 海岸线的变迁

      我国的海岸线很长,达 18000 公里 。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发育了众多的海湾,分布着无数个岛屿,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杭州湾以北多平原海岸,以南则多山地丘陵海岸。前者在河流、海流、波浪等动力因素作用下,由泥沙堆积而成,岸线平直,缺少天然港湾,只有广阔的海滩;后者为基岩海岸,岸线曲折,水深湾大,多天然良港。历史时期我国大陆海岸线从北到南都有变迁,尤以渤海湾西部和长江三角洲海岸线的变迁最为显著。

      (一)渤海湾的海岸线

      渤海湾海岸线长 3784 公里 ,海湾面积 7 . 8 万平方公里,沿岸有 100 多个港口,每年排污量 28 亿吨,占全国整个排污量的 32% ,其来源一是港口,二是来自八个河流,黄河、海河、小清河、滦河等。加之渤海湾是一个半封闭海,纳污和排污能力都有限,因此最近经济时报刊登一个政协委员的呼吁:“救救渤海”。

      渤海湾西部平原的成陆过程,也就是海岸线不断向大海推移的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海岸线退缩的现象,但从总体上来看:海岸线是在不断延伸的。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在华北平原生成以前,泰山不过是大海中的一个孤岛,那时的海岸线在泰山脚下,早在北宋时,沈括对这个问题就已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也就是说今天的华北大平原是太行山东入海之河的泥沙淤积而成的。黄河为太行山东入海的最大河流,又是多泥沙的河流,因而华北平原的形成实际上是黄河冲积扇不断伸延的结果。整个华北平原上覆盖着全新世的河流沉积物就说明了这一点。

      渤海湾西部虽然成陆很早,但由于发生了西汉中叶后的大海侵,使海陆地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王莽时代,王横在《汉书·沟洫志》中就指出:“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为海所渐矣”,所谓九河之地,也就是渤海湾西部的广大地区。对于这次海侵,骊道元认为“王横之言,信而有征”。经过 谭其骧 先生的研究,不仅认为这次海侵完全是事实,而且还具体勾画了海侵的范围。现在渤海湾西部海拔 4 米 的等高线,大致与西汉新海湾的边貌线相吻合。这也就是发生海侵以后西汉晚期海岸线。也有人对 谭 先生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虽然发生了海侵,但并没有出现陆沉现象,不可能出现一个新海湾(《西汉后期渤海湾西岸的海侵》,《考古》 1982 年第 3 期)。

      渤海湾海岸线的伸展与黄河入海地点的变迁有关。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黄河长期从渤海湾入海,但西汉以前中上游植被覆盖良好,下游多支津和湖泊,泥沙沿途沉积,输运到海口并不很多;另一方面下游又分成多股,在天津、河北黄骅和山东无棣之间游荡,其主流则于黄骅一带入海,故在天津出海的泥沙不多,在波浪作用下,宜于见壳堤的形成。东汉以后黄河改由山东利津、滨州市一带入海。天津附近一带泥沙显著减少,海岸边线由淤泥质海岸变为沙质海岸,从而形成第二条贝壳堤。以后黄河在山东入海口的泥沙向北扩散,在堤外堆积了海滨平原。宋代中后期(宋仁宗)黄河第三次大改道以后,黄河约有 80 年时间在天津入海,当时黄河含沙量提高,大量沙排入海口,不利于见壳堤的生长。 1128 年黄河改由泗淮入海,黄河下游从此脱离了河北平原,渤海湾的来沙减少,故又形成第三次见壳堤,是为 19 世纪中叶前的海岸线。

      渤海湾南部海岸线,自公元 70 年黄河改在今山东利津滨州间入海后,三角洲推展迅速。 9 世纪河口在今滨县东 70 公里 。金时置利津县,其东北 35 公里 有丰国镇盐场。 12 世纪黄河夺淮后,原先三角洲海岸受波浪的侵蚀,有所后退。 1855 年黄河又改由山东利津入海,新三角洲地区迅速向外扩展,海口每年以 2 至 3 公里的速度向海中伸展。据统计 1855 —— 1933 年(实际行水 64 年),河口地区造陆地 1510 平方公里,年均造陆面积 23 . 6 平方公里。 1954 —— 1982 年(行水 78 年)河口造陆面积 1100 平方公里,年均造陆面积 39 平方公里。由此可见,黄河中的泥沙,仍呈上长之势,因此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植树造林、保护植被显得尤为重要。

      滦河三角洲的发育直接关系到渤海湾北岸的岸线,据考古资料证明,约前 3500 ——前 2000 年,海岸线大约在七里海附近,与文献上记载前 2 世纪—— 3 世纪时在今河北昌黎县北碣石山南能望到海的情况相似。秦皇、汉武均登碣石山以观海。东汉以后,滦入海口尾闾在三角洲上时而西南,时而东南,往返游荡,三角洲不断向外延伸。 19 世纪以前,滦河三角洲发展缓慢,这是因为清初以来,滦河上游山林为封禁地的缘故。清末开禁,森林开伐严重,水土流失加剧,海岸线沿伸较快。 1938 年以来每年以 200 米 左右的速度向前推进。

      (二)长江三角洲的海岸线

      长江三角洲是长江和东海长期相互作用下的产物。长江的含沙量比黄河少得多,根据实测,宜昌每立方米江水平均含沙 1 . 19 公斤 ,大通只有 0 . 52 公斤 。然而由于长江水量充沛,年输沙量仍十分可观,据测宜昌年输沙量为 5 . 28 亿吨(《中国自然地理》上册),相当于黄河输沙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历史时期的输沙量并不是一个常数,但总是有不少泥沙被带到河口堆积起来,造成三角洲的不断推移。从地形判断,在第四纪海侵时,长江就在今南京入海,南京应为长江三角洲的顶点。

      谭其骧先生在研究长江三角洲的成陆过程后指出:长江三角洲的成陆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各个地段的成陆快慢也有很大差异,并不是沿着一个模式前进的。今天上海市的成陆过程,也就是长江海岸线不断向前推移的过程,当然也有坍陷,造成海岸线的内缩,根据考古资料,冈身地形和海塘遗址证明,今上海地区大致经历了四个成陆过程,即冈身地带、冈身以内、冈身以外和里护塘以外。

      何谓冈身,就是指过去海岸在这里停留时期在海浪作用下堆积了大量泥沙和介壳残骸,形成高出地面的条条冈阜。

      今江苏省常熟太仓两市及上海市嘉定、奉贤、金山三县,有几条沙堤,当为江水和海水冲激所形成的。其中在上海马桥附近竹岗沙堤发现青莲岗时期石器遗址,证明此时这条沙堤业已形成。下迄公元 1 —— 3 世纪,海岸仍在岗身附近。秦汉以后,这里不断有县治建置,汉时在这里设有曲阿、毗陵、无锡和娄县。曲阿为今江苏丹阳市,毗陵为今常州市,娄山在今昆山市,无锡就在现在无锡市。现在上海的松江县以前称为华亭县,华亭这个县在三国吴时已经有了。晋时又在江苏常熟县设海虞县,在今江阴市设暨阳县。上海置县在元时。

      就长江下游北岸来说,汉时仅于现在泰州市设海陵县,东晋时始设如皋县于今如皋市,设临江县于今靖江市。南通和海门两市都是到五代后周时才设立的。至于长江口崇明岛,淤沙堆积就更为显然。唐初这一带江中涌出两个沙州,称为东西二沙。当时面积不会很大,到五代吴时,杨溥在西沙始设崇明镇,北宋时又两次长出两个沙州,和以前合计总共有三次沙州长出,所以称为三沙。到元时就在这里设置崇明州。后来,又在崇明岛北、长江北岸海角设置了一个启东县,现为启东市,归江苏省管辖。

第三节 沙漠的变迁

      沙漠是指地表覆盖有沙丘的沙质荒漠和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沙漠化土地。我国的沙漠多集中在北方一带,即就是北纬 35 ℃ —— 50 ℃ 、东经 75 ℃ —— 125 ℃ 之间的广大地区。主要分布在今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陕西、吉林、辽宁、黑龙江等九个省区。总面积达 128 . 24 万平方公里(包括戈壁 56 . 95 万平方公里),如果以山陕之间的黄河为界,则主要分布在黄河以西地区,即我国西北自然条件较差的干旱、半干旱地带。这片沙漠绝大部分是在地质时代形成的,与地质史上某个干旱的时期联系。因为干躁的气候是沙漠形成的必 . 不可少的因素。

      沙漠的最早记载在《禹贡》中,“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居延下注:“居延泽在东北,古人以为流沙”,即是说流沙就是居延泽。居延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北,现在分为两部分,在东者称为苏古诺,在西者称为嘎顺诺尔。合黎山西就是沙漠,所谓流沙当指此而言。居延泽虽早见于汉代,当是后来所起的新名,这就是说当地的沙漠是早已存在的,且为内地人所熟知。

      沙漠并非只见于上述一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些沙地远在上古时期就已见于记载。现在河北巨鹿县东南,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到这里的沙丘,在此发生了历史上有关的“沙丘之变”。秦始皇在第二次出巡到琅邪时曾在刻石中有“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也提到流沙。

      现在陕西大荔县南的沙苑所在地,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见于记载,沙苑据唐宋人的说法有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

      然而《禹贡》所云的流沙,还应不是最大的沙地,最大的沙漠当数今新疆自治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因当时禹贡的作者不知而未见于当时的记载。之所以丝绸之路到新疆后分为南北两路,就是因为中间有这个大沙漠所隔。两道分歧从善鄯开始,而分别到达莎车和疏勒。善鄯本名楼兰,其故址在今罗布泊泊遗迹之西北,莎车即今莎车,疏勒即今喀什。关于楼兰国的湮没至今还是一个谜。目前被认为是楼兰消亡原因的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社会自然因素,即丝绸之路重心的旁移加上河水的改道、气候的变化等,也有人认为是流沙的影响。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地质时代就生成的大沙漠,但在历史时期也有发展,主要是沿河绿洲的沙漠化和周边沙丘的不断移动。这个沙漠的周边地区,由于地处昆仑山和天山山脉脚下,水源比较丰富,早就形成了不少绿洲。

      楼兰的演变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楼兰是丝绸之路北道的要冲,距离内地最近,虽然《汉书·西域传》指出“地沙卤少田”,但西汉得到这块地方后,却成为屯田积谷和军事运输的重地。楼兰古城的繁荣,虽曾因东汉丝绸之路北道移向今哈密、吐鲁番一线而衰落。可是直到十六国时的前凉末年以前,仍然是屯田统军之地。东汉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楼兰古城,虽然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但由于风沙侵袭,塔里木河不断北移,楼兰古城一带已“并沙碛之地,绝水草难行”,完全荒无人烟。

      丝绸之路南道的城邦国家也是一样,如尼雅(汉代的精绝国),该古城直到唐时仍为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地,玄奘从印度回国途中曾经过北城,称为尼壤城,并说尼壤城处于大泽之中,周围达三、四里,“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经,唯趣城路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焉”,由此证明,唐初的尼壤城不仅是行旅必经之地,而且水草丰茂,是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它的废弃和被沙漠吞没当在唐代以后。

      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周边绿洲的扩展,主要与河流的改道和风力的吹扬有密切关系。上述楼兰、尼雅等古代城址都位于一些河流沿岸或三角洲上,充分说明它们的兴起与河流的关系十分密切。楼兰城的废弃就是由于兴修水利,迫使孔雀河、塔里木河南流灌溉,不再东流入楼兰海(罗布泊)的缘故。尼雅城的废弃也是由于尼雅河的改道所造成的。因为发源于昆仑山麓的尼雅等河,河流本身携带大量泥沙,造成下游河床不断抬高,必然会溢流改道,河流改道以后,位于这些河流沿岸或三角洲上的古城,就会遭到干河床风沙的袭击,绿洲变成沙漠,古城亦成废墟。

      当然,沙漠的漫延总是同风力的吹扬密切相关。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流动沙丘也会在风力的作用下向前移动,造成边缘绿洲的沙漠化。当然人为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上述绿洲地带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必然加速沙漠化的进程。人类无节制的开发自然资源,大自然就会无情地报复人类。

      一 、 河西走廊的沙漠

      这里的沙漠形成于何时,史无明文。但从当地的气候状况和成沙物质来看,可能在地质时代就已有了。但最初的规模不会太大,因而才会出现汉时“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景象。但从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武帝、昭帝时期在河西走廊进行大规模屯垦,使这里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汉武帝在此设立河西四郡之后,大量迁徙人口徙民实边,兴修水利,大力垦荒。到唐代,农垦区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屯田广野,食廪丰衍”的景象。

      在河西走廊屯垦对于维护祖国版图的完整是必要的,可是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东汉中期,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居延军屯被放弃,弃耕后的裸露土地,在强劲的风力作用下,不断被风化侵蚀,逐渐形成片状的沙流、密集的沙丘。到魏晋以后,弱水下游的三角洲已经沙漠化,即今天的巴丹吉林沙漠。因此西夏屯垦就不断向弱水上游移动,其主要垦区也就集中在黑城周围。清代人口大增,朝廷鼓励向西北移民,因而河西走廊人口大增,农业垦区扩大,水利开发已经到了饱和状态,造成春夏之交用水紧张。而此时又属多风季节,干涸的河床内的积沙被风力搬运上岸,而河道转弯处便为积沙淤积,年复一年,河流越趋弯曲,河床日渐抬高,导致额济纳河下游断流,古居延海逐渐缩小,直至完全干涸。明清以后,整个居延垦区沦为沙漠。

      河西走廊上的阳关和玉门关也因沙漠化而被埋没。

      今敦煌一带春秋时称为瓜洲,因生美瓜而得名。西汉设立敦煌郡后,这里就成为一个重要垦区,是历史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非常发达,敦煌石窟(莫高窟)就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见证,已被列入世界文化文化遗产。该郡的效谷县(今敦煌东北)就因“勤效得谷”而有此佳名。可是十六国时期前凉即在敦煌设立沙州,北周又改敦煌县为沙县,并把效谷县并为呜沙县。从这里州县名称的演变可以说明当地沙漠化是愈来愈严重。历史事实说明,整个河西走廊的沙漠就是这样逐步扩大的。特别是农牧经济的交替发展更容易出现沙化现象。因为农田撩荒后,干旱地区植被的恢复十分缓慢,地面缺少植被保护,如果再度发展成为游牧地区,就会为风沙肆虐提供方便。

      二 、 毛乌素沙漠

      毛乌素沙漠位于陕西北部长城沿线和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南部一带,是我国北部地区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丘间滩地上广泛分布的泥炭层和洼地上常见的黑垆土层来看,过去也曾有过比较湿润的时期。它的本来面目应该是草木畅茂山川优美之所在。

      这里原来是否有沙漠和何时出现沙漠,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本来有沙漠,但其范围可能不大,而发展到目前这种状态,则是历史时期人类不合理的耕垦、放牧造成的。毛乌素地区的古代城址遗址。以汉代遗址深入沙漠内部最远,在陕北毛乌素地区还发现了夏时代的遗址和玉器,反映出这个地区过去是很发达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已得到开发,秦时在陕北设立了上郡和北地郡,到唐宋时期遗址、明代遗址则向沙漠东北边缘地区发展。呈现出西北、东南向的时代顺序性,这正是沙漠逐步扩大的有力证据。

      关于毛乌素沙漠出现的时间,有夏、西汉、东汉、唐代和明清等几种意见。最近有人撰文认为经过考古发掘,发现在夏时此地即有沙化现象。

      对毛乌素沙漠化的研究,一直是比较热烈的,最早涉足这领域是严钦尚、侯仁之等先生。 严钦尚 先生在 1954 年发表的《陕北榆林定边间流动沙丘及其改造》一文,指出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破坏地面植被,使古沙翻新,经风卷刮后堆积成为明沙及就地起沙是榆林沙漠化的原因。

      侯仁之 先生在上世纪 50 —— 60 年代,走出大学校门进行考察,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在公元之前一世纪时是汉王朝的重要农垦区,毛乌素沙漠南缘统万城一带在公元四世纪时是一片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后来历史上不断的农业开垦活动,使得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在几百年内变成了沙地。

      最早出现与毛乌素沙漠相关的记载可能要算《魏书》了,在《魏书·刁雍传》中援引了刁雍 于太平 君七年(即 446 年)的表文,“奉召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每涉深沙,必致滞陷……”说明流沙之害已相当严重。

      最近有人撰文指出“关于汉代城址大量出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并不是该地环境优于中原,而主要是处于当时的军事战略需要,实际上这一地区作为中原政府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势力交汇地带,很早就因军事目的筑城设县了。历史上多次移民实边也就是这个目的。”(王炜林:《毛乌素沙漠化年代问题之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 2002 年第 5 期)

      但不能绝对化看问题,应该说至少在唐代以前,榆林一带的环境肯定还是不错的,虽然比不上中原地,但比今天的该地环境要好很多,要不然众多的人的吃粮问题无法解决。反过来说,要解决众多的吃粮问题,必须进行屯垦,只要能屯垦,也说明当时的环境还是可以的,而不断的屯垦更造成植被的破坏,使原有的沙漠在经过干旱大风的吹扬下,必然使沙漠扩大,人造沙漠出现了,从而使沙漠化愈来愈严重。

      毛乌素沙漠是人造沙漠,即人们无限度的开垦种植、环境恶化造成的。从毛乌素沙漠中不断出现的汉代城址(榆林大保当)和大夏统万城的建立来看,当时的榆林以北地区即使有沙,也是很少的。从林胡、榆林地名来看当时这一带树木应该是很多的。当匈奴人赫连勃勃决定在此建都时,就感慨的指出:“未有若斯之美”,明显说的是此地山青水秀、牧草丰茂的景象。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农业的发展、放牧等原因,沙漠化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虽然唐宋时统万城仍是夏州城,但当宋太宗淳化五年( 994 年)下令废毁夏州城时,这里已“深在沙漠”了。到了宋代这里仍然是农牧兼宜的地方,但农田面积不断扩大,终于导致风沙危害日益严重,尤以明清两代最为激烈。清代人口的猛增对保护整个自然环境是一个极大的不利因素,全国到处都在大量开垦荒地、毁林开荒,造成对榆林一带环境的严重破坏。

      沙漠化目前是全球性的大问题,近多年的沙尘暴问题实质上就是沙漠化的恶果。沙尘暴是一种风与沙相互作用的天气现象和灾害性天气,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和荒漠化是沙尘暴天气形成的主要原因。沙尘暴发生的原因一是干旱气候和大风;二是人类活动影响地理环境发生改变,如植被遭到破坏、土质松散等。

      全世界平均每年发生沙尘暴 180 次以上。中国沙尘暴自 1998 年以来急剧增加, 2000 年有近 20 多个省会城市受沙尘暴污染,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在沙尘暴的威胁之下。受多重因素影响,未来几年内,中国沙尘暴的频次和强度将呈增加趋势。未来几年内,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北半球中纬度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变化不大,但温度显著升高,地表蒸发加大,土壤变干,从而形成有利于沙尘暴发生的不良气候背景。此外,中国西北及华北地区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草地资源退化和减少的状况难以根本改变,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趋严重,这些因素都将导导致沙尘暴的继续活跃。

      沙尘暴并不是在所有有风的地方都能发生,只有那些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的地区才有可能发生沙尘暴。在我国西北,森林覆盖率本来就不高,贫穷的西北人为了致富,还想靠挖甘草、搂发菜、开矿发财,这些掠夺性的行为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沙尘暴灾害。沙尘暴是荒漠化的直接后果。

      气候变化是荒漠化的决定因子。气候变暖的同时,潜在蒸发力增加,有利于荒漠化的形成。但荒漠化的原因并非全是气候引起的。事实上,人为因素对荒漠化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荒漠化是人类不合理实践的产物。在大西北的历史上,有楼兰古国的消失,现在有正在退化的民勤绿洲——西北大片的黄沙正等待着强风天气的出现,伺机侵袭那并不遥远的东部平原。并造成大量的生态难民。

      “所谓生态难民是在近 50 年来才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提那些因为生态条件不适合人类生存而导致的移民,这虽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对自然环境来说是有好处的”。

      全国高校综合自然地理研究会副理事长 伍光和 教授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认为,民勤等地的生态悲剧除去天灾,人为因素不可忽视。“甘肃的一些专家曾经就此写过一些文章,题目就是《要制造成更多的无人区》,当然这里提的是生态无人区。对荒漠化地区的治理,保育封育是一种花钱少见效快的好办法,人为治理有时候反而徒劳无益”。

      权威统计资料显示,目前荒漠化威胁遍及 110 多个国家,涉及全球约 1/3 的陆地面积。中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现有荒漠化面积 262 . 2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27 . 3% ;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年均净增荒漠化土地 2460 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吞噬一个中等县的面积。甘肃武威的民勤县是河西走廊上将被沙漠屯没的县城。东南面是腾格里沙漠,城西是巴丹吉林沙漠。几千年来,两片沙漠一直隔绿洲相望,随着沙漠化的扩大,两个沙漠即将合拢。

      “沙漠的存在虽然不合人意,但是合天意,这就是大自然:沙漠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伍光和说:“在西北搞那种千篇一律的三北防护林,种白杨树,搞什么‘杨家将挂帅',都是错误的。最好是不开发不干涉不征服。就民勤这个地方来说,该不该在这里修建一座红崖山水库都要打个问号。当地年蒸发量高达 2600 毫米 ,河床和库床一旦干旱就会成新的沙尘源地。”

      说到甘肃民勤县面临的生态危机, 伍 先生认为:“现在要挽救民勤,就必须牺牲石羊河上游武威市的利益,把绿洲农业大规模压下来,为民勤供水,恢复平衡。”但是他认为,“在短期内这不可能。上游的人口比民勤县集中得多,救了民勤县,更多的人会陷入生存困境。”

      “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宜林则林',而不是向沙漠进军。从根本上来说,最好的保护措施不是盲目地种树,而是减少人为干扰。大沙丘上种树是违反常识的,树木会把沙地的水分吸干榨尽后死亡,这反而会导致一些固定沙丘的流动;在种树的过程中,也会为人力的作用使沙质疏松,形成流动沙土。”

      “现在回头看十年前的一些口号,比如‘变沙漠为良田'、‘人定胜天'、‘向沙漠进军'等等,都是当时极左政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反映。连歌曲里都唱着‘我们新疆好地方,戈壁沙漠变良田',那只能说是一时的某种热情,比如新疆的托克逊,年降水量只有 6 . 6 毫米 ,别说开垦良田,草都长不出来啊。

      土地荒漠化导致整个河西走廊地区都出现了规模不同的生态移民,移民的主要去向是广袤的新疆。甘肃省武威市农委的有关负责人称,为了进行移民动员,政府把先前移走的人从新疆 请回当地做报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设在新疆的“武威市政府驻新疆办事处”几乎就成了一个移民协调机构。类似的机构,甘肃河西走廊的每个城市都有所设置。

      由于新疆的土地和水资源也变得日益紧张,移民竞争成为各地政府不得不正视的又一个问题。这种竞争不仅是地区间的,更是省际之间的竞争。

      武威市政府驻新疆办事处向甘肃省扶贫办移民处上报的一份报告中有如下汇报:“要注意到,兵团劳动力的缺乏和移民的机遇就在最近两三年,况且四川、河南、陕西等地甚至宁夏、青海也在积极向兵团移民,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不能掉以轻心。”

      甘肃省有一个特别的政府管理机构,称作“甘肃省劳务办新疆劳务管理处”,也就是甘肃组织移民的指挥中心。基层的劳务官员告诉记者,移民竞争不仅是政府姿态的竞争,也是地方财力的竞争“人家四川的移民是用专列运送的,我们只能零散地小规模地移民。四川比较富裕,所以承诺只要到新疆的人,都可以按户得到 3 万元安家费;我们甘肃只能负担移民的交通费和几百块生活补助。移民竞争不仅要做我们这里老百姓的工作,更要做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能不能接纳我们的移民、接纳多少人、附加什么条件、提供什么待遇、给予什么土地,都是需要向兵团方面积极争取和沟通的。”

      然而,专家们对这种移民竞争的加剧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担心。“新疆 的生态系统并不比甘肃、宁夏、青海更好,一些地区也是荒漠化的受害区,这样常年大规模接受移民,必须考虑到当地生态的承受力。”已经退休的 伍 教授表示近期他将前往新疆考察有关情况。

      伍教授对中国西北地区面临的荒漠化威胁及其经济损失进行了系统分析。

      “荒漠化导致了土地生产力的严重衰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国已有 67 万公顷林地变成耕地, 235 万公顷草地和 639 万公顷地变成流沙,耕地和草地退化比例分别是 40 . 1% 和 56 . 6% 。”每年这些地区的土壤将损失有机质及氮、磷、钾等共计 5590 万吨,相当于 2 . 7 亿吨化肥,这个数字 9 倍于中国全年农用化肥年产量。

      “在宁夏银川地区,腾格里沙漠与黄河并肩而行;青海湖每年缩小 10 平方公里,艾比湖每年缩小 12 平方公里。”

      荒漠化的扩展还在不断加速,而城市对它的感知是,这几年特大沙尘暴的频度加大了,“举个例子, 20 世纪 60 年代共发生过次强沙尘暴,到 90 年代,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 23 次。中国每年因为荒漠化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多达 540 亿元,超过西北五省的财政收入总和。”

       值得注意的是,荒漠化直接威胁的正是中国大陆最贫困的部分地区,且通常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1/3 ,超过 1/6 的国家级贫困县和 1/4 的农村贫困人口都集中分布在荒漠化地区,成为中国政府“扶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带。

       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置之不理,按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 50 年代后中国将新增 0 . 4 亿公顷 荒漠化土地,其面积相当于 10 个海南省的总和。

      “当土壤肥力在外力作用下损失以后,靠自然恢复需要很长时间,至少也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千年寸土',是有科学依据的!” 伍教授说。

      “种一坡,拉一车,打一箩,煮一锅。”一则在西北沙漠化地区乡村中流传的顺口溜,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形象地反映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困境。

      沙漠化地区一些粮食亩产只有几十斤,在每年的 4 、 5 月份,如约而至的风沙天气常常在春播的时候就注定了当年的减产甚至绝收,许多刚刚播种的作物种子被风沙吹走,或者耕地被黄沙掩埋。“荒漠化地区每年仅粮食一项的损失就超过 30 亿公斤,相当于 750 万人口一年的粮食需求量。”

      “另一方面,荒漠化还会引起草场的大面积退化,严重影响和制约畜牧业的发展。全国每年由于草地退化少养活 5000 多万只绵羊,因为草场的沙化大大降低了其载畜能力。强沙尘天气甚至会直接‘吹'死动物,当沙土大量吹入羊毛以后,羊会因为承担过大的重量而无法站立和行去,导致饥锇死亡。”

      最典型的是陕西榆林地区生态灾难。“那里曾是水草丰美的富庶地区,随着沙漠化的发展,林木草原被破坏殆尽。在 1949 年前的百多年间,流沙南移 50 公里 ,到解放初期仅剩灌木林 4 万多公顷,林木覆盖率只有 1 . 8% ,流沙吞没农田、牧场 13 . 3 万公顷 ,剩余的 11 万公顷耕地也被沙丘包围着, 26 万公顷牧场沙化, 6 个城镇和 412 个村庄被风沙侵袭掩埋了。” 伍 教授告诉记者,“生态难民”早就成批量出现了。

      在城市里,因荒漠化危害,交通线路时常发生阻塞、中断、停运、误点等事故。 1979 年 4 月 10 日 发生的一次沙尘暴曾使南疆铁路被沙埋 67 处, 39 公里 铁路线消灭在茫茫沙海中,南疆铁路因此中断行车 20 天。时至今日,西北地区的铁路大动脉还是经常遭受风沙危害。今年春季,兰新铁路运输就多次因风沙中断。

      荒漠化还常常对水利设施造成严重破坏,黄河上游最大的龙羊峡水库。每年被泥沙侵占 3000 多万立方米库容。

      “荒漠化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地区贫困人口大约 1500 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1/4 左右。” 伍 教授介绍说,因荒漠化危害成造成的人口甚至城市迁移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但是人们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中只能选择出走。国家荒漠化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北方 12 个省区有 24000 多个村庄受到风沙危害,西藏的仲巴县城因为沙害而整体搬迁,边防重镇阿里也正受到风沙的严重威胁。

      “荒漠化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个生态问题了,到一定的时候就以社会的不安定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安定情况。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区的 21 个国家中,仅 20 世纪 80 年代就产生了 1000 多万人口的生态难民。目前全世界的生态难民总数已经达到3000 多万人,其中的很多人口经常为了寻找生存的空间而被迫越境迁移,不断引发国际和地区争端。”

      荒漠化的治理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工程,它要求把一个地区引发荒漠化的自然和人为因素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寻找出影响荒漠化的关键因子,以便采取适当的措施。目前人类控制天气的能力还很有限,减缓沙尘暴灾害频度与强度的关键在于搞好地面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在停止导致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生产活动的同时,应当遵循自然规律,恢复和重建退化的生态系统。

      沙尘暴的背后是土地沙化日益严重,年均扩展速度为: 50 —— 60 年代, 1560 平方公里; 70 —— 80 年代, 2100 平方公里; 90 年代, 2460 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据专家推算,近年来,我国每年因风沙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 亿元。(文三文:《沙尘暴何时能休》《南方周末》 2001 年 4 月 5 日 )。 1977 年联合国专门召开沙漠化问题国际会议。对沙漠化的定义为:“减少或破坏土地的生物学潜力,最终造成沙漠样的状态,是生态系统在有害和不稳定的气候与过度开发的共同压力下普遍恶化的一个方面。”定义同时强调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在沙漠化过程中作用。

      如我国北方已经沙漠化的土地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只有 137000 平方公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 25 年内净增 39000 平方公里。(朱震达、刘恕《中国北方地区沙漠化过程及其治理区别》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1 年)。

第四节 植被的分布地区及变迁

  我国的植被,特别是森林,在远古时期是相当茂密的,只是后来人们不断地砍伐,才出现濯濯童山的局面。从最早的“刀耕火种”到后来的“毁林开荒”,就是反映人类在农业生产中对森林植被的破坏和利用。

      在全国各地,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东北地区及西北草原一带都有大片森林植被,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本身多山地和丘陵,又多降水,植被的茂盛自不待说。东北地区也是森林茂密,直至现在仍是我国的主要林木基地。黄河流域一带在秦汉以前也是植被茂密的地区,就以关中为例,当时除了南边的秦岭和北边的连绵山脉有森林外,即使在关中平原上也是有很多的森林的,陇西人以板材作屋,称为板屋。关中道上有很多以树命名的地方,如棫林、咸林、桃林等,还有不少以树命名的宫殿,如五柞宫、长杨宫、葡萄宫等。秦汉上林苑规模庞大,南到秦岭 ,北到渭河,西到周至户县,东到蓝田,其中林木繁茂,植被很好,珍稀树木应有尽有,供皇帝欣赏。甚至连南方的树木也在其中栽植。司马迁记载当时关中道有“渭川千亩竹”,当时的关中被称为“天府”、“绿海”,是“山林川谷美,天林之利多”。(《荀子·强国篇》)

      但是随着周、秦、汉、隋、唐等政治中心在长安附近的建立,除了给关中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外,对关中及周边地区的环境也带来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由于政治中心的建立,人口必然要大量增加,而众多的人口必须吃饭,所以毁林开荒等现象便屡见不鲜,加之政治中心的离宫别馆和大型陵墓的修建都要用去大量的森林,杜牧的《阿房宫赋》“蜀山兀,阿房出”就是形象的写照,众多人口的燃料也来自于森林,白居易的《卖炭翁》中就有“伐薪烧炭南山中”。等等,这些必然造成森林和植被的流失,带来的影响是周围环境的恶化。昔日的八水绕长安,虽然仍存在,但是河流大多无水,使西安成为缺水城市。而过去西安周围的河流中是可以行船的,除渭水而外,还有潏水,考古工作者在潏河中曾出土有船。

      泾渭分明是我们常讲的成语,其意就是两条水的清浊全然不同,虽然两条和距离非常近,泾水最后流入渭水,但泾水清而渭水浊,这与这两条河上中游地区的开发迟早有关系。渭水的开发早于泾水。泾水在西周时已见于记载,清澈见底,但到西汉时泾水开始浑浊,一石水中竟有数斗泥,其上游支流马莲河竟被称为泥河。这样的变迁应与当时森林的茂密转为消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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