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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十大历史地理事件之误!!(顾炎武)——“薛”是第一,再添一个辩“鲁”-“墨子之籍”  

2009-10-21 21:57:53|  分类: 薛国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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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们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共同探讨历史文化问题——喜上眉梢寄语于所有亲爱的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朋友们/2012 6 12)

 

 

这篇文章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与朋友之间的来信对话,来阐述十大历史地理之误,这十大以讹传讹的问题之中,第一个就是“淄川非薛,实为汉鲁国有薛县耳!”,这在清朝之前就已经阐明的问题了,而我们今天还依然在延续着从前的错误,把公孙弘说成是淄川国或古纪国人(寿光县人),把孟尝君也说成是今天的寿光县人!岂不是很荒谬吗?(其实顾炎武对古薛文化也有相当深的研究,对古代的薛国也是一直致力于探索的。)

 

 

顾炎武云:

仆自三十以後,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岁月既久,渐成卷帙,而不敢录以示人。语曰:“良工不示人以朴。”虑以未成之作误天下学者。若方舆故迹,亦于经史之暇时一及之。而古人之书既已不存,齐东之语多未足据,则尤所阙疑而不敢妄为之说者。忽见时刻尺牍,有乐安李象先名焕章《与顾宁人书》,辩正地理十事。窃念十年前与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尝与之札,又未尝有李君与仆之札;又札中言仆读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谱》而深许之,仆亦未尝见此二书也。其所辩十事,仆所著书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尝见,似道听而为之说者。而又或以仆之说为李君之说,则益以微李君之未见鄙书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质之君子,无惮贻误来学,非好辨也,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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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非薛,

汉鲁国有薛县!

来札(来信):据李君谓仆与之札。孟尝君封邑在般阳,不当名薛。薛与膝近,《孟子》篇中齐人将筑薛。此足下泥古之过。汉淄川郡即今寿光,今淄川即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孟尝封邑在淄川今寿光地,墓在寿光西四十里朱良镇。後人以淄川之般阳为淄川,如以琅邪之临沂为琅邪,乐安之博昌为乐安,孟尝封邑偶名同薛国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颇远,当何说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淄川非薛”一事曰: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齐■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留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川者,误耳。今人有谓孟尝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若在■川,其壤地与齐相接,何不言齐而言邹鲁乎?又按《後汉志》云:“薛,本国,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孟尝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尝君家在徐州滕县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尝君之封不在■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留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

仆所考论如此,乃言孟尝君之薛不在般阳,不曰孟尝君封邑在般阳而不当名薛也。李君之辩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昔人注书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无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尝君墓在寿光,其■于何书邪?《史记·孟尝君传》:“■王即位三年,封田婴于薛。”正义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县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尝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传皆非也?又《汉书》有曹川国,无淄川郡,而般阳县自属济南。今日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远,并《史记入《汉书》而不之考邪?

为辩此事,喜上眉梢再附上若干资料以作佐证:

公孙弘的资料

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字季,一字次卿,西汉淄川国(郡治在寿光南纪台乡)人。少时,家贫寒,曾为富人在海边牧豚(放猪)维持生活。年轻时,他曾任过薛县的狱吏,因无学识,常发生过失,故犯罪免职。为此,他立志在麓台(望留镇麓台村)读书,苦读到四十岁,又随老师胡母子始修《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便下诏访求为人贤良通文学之人。当时,公孙弘年已六十,他以贤良的名分去应征,被任命为博士。 

 

首先申明的是:“齐菑川国薛县人”这是有误的,西汉之初,齐地有淄川国,但不包括当时的薛县,应是有误,淄川之地本无薛县,这也是司马迁没经考证而参考原资料所造成的。我们可以依次对博山、淄川、淄博,及古淄川国、寿光县、古纪国来考察,都不包含薛县的——可见公孙弘是薛(国,后为郡及县)人,而不是在上面任何一个地方的人。

《水经注》有介绍其误处,一字之误,一字之含糊,造成后世的误解,甚至把古人搬了家。

我们从“薛国”在两汉时的从属沿革也可以看出“齐淄川薛县”是错误的陈述——

薛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分封置郡县,于今滕境置滕县、薛县,隶属薛郡。滕,作为县名始见于史册。除滕县、薛县外,境内东有合乡县地,东南有缯县地,西南有戚县地,西有湖陵县地。  

   汉初,改滕 县为蕃县,治所在今县城西北处,隶属豫州刺史部鲁国。于薛县置薛郡 ,隶属楚国。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将薛郡分为四县:戚县(县治在今微山县夏镇)、昌虑县(县治在今羊庄镇土城村)、公丘县(县治在今姜屯镇滕国故城西北隅)、薛县。此时,戚县、昌虑隶属徐州刺史部东海郡,公丘县隶属豫州刺史部沛郡,蕃县、薛县隶属豫州刺史部鲁国。滕境东有合乡县、东南有新阳县、建阳县,西南至西北有戚县、湖陵县、橐县地。那时,今县境内先后有下列封侯:滕侯(汉高后四年封,第四年国除)、休侯(景帝元年封,在今大坞镇休城村,第三年迁至今姜屯镇洪疃村,改为红侯,汉武帝元朔五年国除)、公丘侯(汉武帝元朔三年封,王莽时国除)、郁狼侯(汉武帝元朔三年封,元鼎五年国除)、昌虑侯(宣帝甘露四年封,三世国除)、桃山侯(成帝永始四年封,在今城区东南30公里处,王莽时国除)、红休侯(平帝元始呈年封,王莽时国除)。 

      198年(汉献帝建安三年),分东海郡,于昌虑县置昌虑郡,不久又改为昌虑县,其他县照旧。县境东有合乡县地,西北至西南境有高平、湖陵、戚县地。北邻邹县,东南邻氶县。。。” 

淄川的历史沿革

淄川之地,夏商为青州之域,秦属齐郡。西汉初建般阳县,南北朝·元嘉五年(公元428 年)为贝丘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为淄川县, 唐初置淄川郡。宋置淄川郡属京东东路。元设般阳路,治所在淄川城。明初设般阳府,洪武九年(1376年)升淄川县为淄川州,洪武十年(1377年)又改为淄川县,属济南府。清沿明制。辛亥革命后,废府设道,淄川县属济南道。民国17年(1928年)撤道,民国20年(1931年)县辖十路改为九区。1948年3月,淄川县全境解放,辖11个区。1955年4月,淄川县制撤销,原县境内建立杨寨、洪山、昆仑3 个区。1956年2月,撤销昆仑、杨寨两区,设淄川区。1958年4月,洪山区撤销,归淄川区。

博山区的历史沿革

开始建制很晚,只是从1910年(清宣统二年)开始建制。

区名由来:其一,博山全境尽山,几无平坦之地,博山之名具有多山之意;其二,因境东南有“博山”,故以山名为区名。清末民国时期

  1910年(清宣统二年)全县划为7个区,即7个乡,领42社,217个村。

淄博市的历史沿革

      因境内原辖淄川、博山两县而得名。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灭商,封姜太公于营丘,建齐国。数千年来,淄博地区属郡、属国、属州、属府、属道,历代迭次交易,没有形成统一的地行政建置。“淄博”作为地域名称,是随着淄川、博山煤田的开发于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的,当时,系对淄川、博山两地的简称。作为区域名称,是从1938年10月成立中共淄博特委时开始的。

 

历史上的淄川国

魏传来

目前,淄川已知的最早的地方志是明代嘉靖二十五年的县志。嘉靖进士、曾任陕西布政司右参政的王纳言,在为其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淄川旧为路、为国、为州,盖齐鲁望邑。顾乃文献不足,无徵不信,不为邑之缺典乎?吾守土者之责也!”

至清康熙二十五年,邑人毕际有编写了《淄乘徵》,时人袁藩作序云:“吾邑在汉名般阳,至隋始名淄川者,遂以淄川国人概入淄川县志,舛可知矣。”

两处县志,对淄川国说法迥然不同,淄川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国?淄川国建在哪里?与现今淄川有无关系?笔者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证,概述如下,以飨同好。

公元前二0六年,刘邦进军关中后,经过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最终消灭了项羽,取得了胜利,于公元前二0二年称帝,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楚汉战争中,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刘邦分封了一大批异姓王。消灭项羽后,这些异姓诸侯王拥有赫赫战功和强大的实力,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刘邦当了皇帝后,害怕异姓王会联合反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陈平、萧何等人的协助下,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至公元前一九五年,先后将异姓王剪除殆尽。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的再起,又分封了一大批刘邦自己同姓的亲属子弟为诸侯王,这其中,封刘邦的庶出长子刘肥为齐王,都临淄,辖胶东、胶西、济北、博阳、城阳郡等七十三县,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诸侯王国。这样就构成了汉初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天下的统治格局,为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埋下了隐患。

这些被分封的刘姓诸侯王,在其封国内是国君。开始,同姓王年龄都很小,大权主要由中央派去的太傅和丞相掌握,因此,封国和中央政权的矛盾还不突出,到汉文帝刘恒时期,随着诸侯王年龄的增长和地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央政权与封国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当时,诸侯王不仅拥有广大的领土,而且权力很大,他们在封国内,可以任意征收赋税。官吏除太傅与丞相由皇帝任命外,其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则由诸侯王自行任免。他们手中还有强大的兵力。独掌政权,临民治国,王国实际上是政治上半独立的国中之国,诸侯王成了各霸一方的土皇帝。他们有的凭着富饶的自然条件,采铜铸钱,煮盐炼铁,吸引人口,扩张实力,政治野心开始暴露。公元前一七七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外出太原之机,发动武装叛乱,开了同姓王武装反抗中央的先例。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发动了对抗朝廷的武装叛乱。

同姓诸王的种种表现,引起了西汉中央政权中官僚们的忧虑。年轻的政治家贾谊,向汉文帝上书陈述政见,写出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名篇《治安策》。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采取在诸侯王的封国内实行再分封的办法,化大为小,使强变弱,来削弱分裂割据的势力。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公元前一六四年,首先把淮南王刘长的封国分为三个小国。同时,乘齐王刘则死的时候,把最大的齐国分为六个小国:齐国、济北国、济南国、胶东国、胶西国和淄川国,尽封故齐王刘肥六子孙为王,其中三子武城侯刘贤被封为淄川王。从此,历史上出现了淄川国,也就有了“淄川”这个名称。淄川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以此为最。

公元前一五七年,汉文帝去世,刘启即位,是为景帝。汉景帝继续文帝时的各项政策,听从并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削藩”建议,逐步削夺封国的一部分土地,归中央直接管辖。这激起了各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公元前一五四年,建国封王十一年的淄川王刘贤参加了吴、楚等国发动的武装叛乱,这就是在历史上创造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政治策略的著名的汉初“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很快被平定下去了。淄川王刘贤兵败被杀。同样参与叛乱的济北王刘志却奇迹般的在齐国高人公孙攫的谋划帮助下,不但免于死罪,还被改封为淄川王,并以安都侯晋封为懿王。

淄川懿王刘志在位二十五年。此后,刘志后代子孙世代相袭,继承淄川王。当然,这时的淄川国同其它诸侯国一样,已仅仅是名义上的王国,权力和地位已经是等同于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了。淄川国在历史上存续达一七0余年,至东汉初年并入北海国后最终消失。

淄川国的都城在哪里?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菑川王贤……都剧。”经考证,剧城在寿光县南三十一里的故纪国,现在的寿光县纪台。在考古发掘中,曾在昌乐县境内发现过淄川王陵,并发现有“菑川丞相”印章和同样字样的封泥。

淄川是因淄水而名的。“淄”,古为“菑”字。古菑水,即今淄河。古临菑,即今临淄。古菑川,亦即今淄川。

古淄川国,地域虽不在今淄川区境内,但淄川名称的承袭和延续却是实实在在的,勿庸置疑。

 

                                        2004年春节于淄川澹庐

 

寿光县历史沿革

    寿光因闾邱先生向齐宣王乞寿的故事而得名。

    公元前148年(汉景帝中元二年),置寿光县,属青州刺史部北海郡管辖,自此,史书始见寿光县之名。1953年7月,寿南县并入寿光县。

    1993年6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寿光县,以原寿光县的行政区域设立寿光市。8月8日,寿光市正式挂牌成立。

    

    唐代以前,寿光县内行政区划无考。唐代,全县分7个乡:东青龙、西青龙、秦城、南皮、丰城、孝义、长寿。北宋初年,长寿乡划归昌乐。

 

古纪国的历史

纪国,是位于商朝东方的诸侯国,国祚延续到西周到春秋时代。国君为姜姓。国都纪,位于山东半岛中北部,渤海莱州湾的西南岸的今寿光市。寿光、莱阳和烟台等地有出土纪国铜器。

  纪国位于齐国以东,莱国以南。疆域不亚于齐国或鲁国。西周夷王年间,王烹杀齐哀公昂。传说是纪侯进谗言的缘故。两国结仇。齐国一直伺机吞并纪国,报仇是一个原因,其实灭纪是齐国扩张的必由之路。纪国选择与鲁国结好,借齐鲁两强国的矛盾而自保。鲁国力图保存纪国,抑制齐国的扩张。这种三国关系从公元前8世纪入春秋到公元前690年纪国灭亡,贯穿始终。

  鲁隐公时代和鲁桓公初年,鲁国国势极盛。尤其是公元前699年,鲁国纪国郑国联军大败齐国宋国衞国南燕国联军,此战终结了“齐僖小伯(霸)”的局面。纪国得以安定一时。鲁桓公趁势于公元前695年,在鲁桓公齐襄公和纪侯三国君主的盟会上试图使齐国和纪国和睦。然而同年,齐国军队侵犯鲁国边境,边境上打了一仗。说明鲁桓公的调解失败。第二年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郑君子亹被齐襄公杀死。鲁郑两国顿时不及考虑保存纪国。形势急转直下。

  公元前693年,齐国军队驱走纪国的郱鄑郚三邑居民,占有三邑土地。公元前691年,纪国分裂。纪侯之弟纪季以纪国的酅地投降齐国,做齐国的附庸。同年鲁庄公试图和郑君子婴商量保全纪国,郑君以国内部不安定为由拒绝。公元前690年,齐国军队攻破纪国都城。纪侯将剩下的国土交给纪季,出国逃亡一去不返。纪国灭亡。

 

2——营丘在临淄,

今营丘营陵俱非焉?

 

来札:营丘在临淄,今营丘营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过。大公初封齐营丘,即今临淄。齐三迁,一蒲姑,今博兴;一营陵,今昌乐;後又迁临淄,统名营丘,後改临淄而营丘之名遂废。

鄙著无此一事,今考《史记》:“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正义曰:“《括地志》云:‘营丘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正义曰:“《括地志》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胡人弟献公徙治临■。’”据此所引《括地志入营丘与临■乃一地。又考《汉书》,齐郡治临淄,北海郡治营陵,或曰营丘。二郡并云师尚父所封,而臣玻与应劭之说各主其一,则当时已不能明矣。今昌乐、潍县之间亦有营丘城,按《史记》云“营丘边莱”,而不言献公之临■即大公之营丘,则《括地志》谓营丘在临淄者失之也。

 

3——潍水今呼淮水(淮河),

古潍字似淮,当是点画差讹?

 

来札:,此足下泥古之过。伏生授《书》曰:“雄淄其道。”欧阳生、儿生、张生诸博士岂考究之未详邪?史韩淮阴破龙且潍水上,以淮阴故,如浙水国钱■曰钱圹,姚水固曹娥曰曹江,笼水因颜文姜曰孝妇河也。如以■似淮,则潍水在今潍邑,不闻古作■县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淮河一事,曰:潍水,土人名为淮河。《齐乘》云:“《汉书·地理志》:潍,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诸城志》:“俗传箕屋山旧多产■,水从■根出,故呼为淮河,以音之同也。”并误。愚按古人省文,“潍”字或作“维”,或作“淮”,总一字也。《汉书》:“或作淮者”,从水,从鸟隹之隹,篆作■,即“潍”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为淮,则竟为“江淮”之淮,从水,从“佳人”之佳,篆作■。于隶则差之毫厘,于篆则失之千里矣,如开封之■水,《左传》本音凡,从水从■,而今呼为“檬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讹也。又曰: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作堂邑涂圹,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出涂中。”产是“滁”字。古“滁”省作“涂”,与“潍”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户佳反之音出于土俗,本不足辩,仆与李君皆臆为之悦尔。审如所言,欲表韩侯之功,则木罂所渡之津,破赵所背之水,皆可名之为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岂不益新而可喜乎?

 

4——孔子虽圣,亦人尔,

何能泰巅一千八百里外现吴门之马?

 

来札:孔子虽圣,亦人尔,何能泰巅一千八百里外现吴门之马?足下来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吴门直吴,如苏州北门曰齐门之类是也。

鄙著无此一事。今之曲阜并无吴门,古之鲁城亦不载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论衡》云,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上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今详其文,于泰山则系以“鲁”,于阊门则系以“吴”,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谓是鲁城之门?又云:“人目所见,不过十里,鲁去吴千有余里,使离朱望之,终不能见,况使颜渊,何能审之?”此又《论衡》之言,而非仆之言也。

 

5——春秋周齐景公墓,

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来札:景公墓在临淄东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长白山下今长山境内,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无多为官者,必景延广。延广,陕州人,後晋出帝与桑维翰同时,非周臣,又不当云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传》:“景范,邹平人。世宗显德中,官宰相。显德六年罢。”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邹平,今割入长山界。在临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齐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记》有《後周中书侍郎景范碑》一目,曰:邹平县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鉴》:“五代周显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时属长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间有两举人,今亦尚有诸生,不能记其祖矣。不知何年谬传为晋之景延广,而邑志载之。以後《山东通志》等书袭舛承讹,无不以为延广墓。後有令于此者,谓延广于晋为误国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毁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诸生二人来,称景氏之孙,请问其祖为谁。予乃取《通鉴》及《五代史·周世宗纪》示之,曰:“显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广传》,曰:“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也,距此远矣,”乃谢而去。间一日,往郊外,视其墓碑,其文为“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知制诰柱国扈载”撰,虽剥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书待郎平章事景公讳范”,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没赠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汉室,为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旧臣。”又曰:“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叹近代士人之不学,以本邑之人书本邑之事而犹不可信,以明白易见之碑而不之视,以子孙而不识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鳞友人《袭克懋妻景氏墓志铭》,亦以为延广之後。虽本其家之行状,然王,李二公亦未尝究心于史学也。

此仆在邹平,与邑人宛斯马君。亲访其墓而录之者,不知李君何所闻之,而剿为己说。且与齐之景公何涉,而横生此一辩?又此墓旧属长山,今割人邹平;今反曰旧属邹平,今割人长山,又景相,长山人;今反曰邹平人。知李君之道听而途说也。

 

6——临朐逢伯陵,殷诸侯,姜姓。

焉为夏之东方诸侯乎?

 

来札:临胸西十里逢山;俗传逢萌隐处。史:逢萌浮海,归隐大劳,东莱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长。墓在今营丘昌乐地。又都昌,昌邑也,皆与临胸远。史:夏东方诸侯逢伯陵居青州,旧城在郡西二十里马山,李于鳞所谓“龙斗马山之阳”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无此一事。《汉·地理志》:“临铭有逢山祠。”则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传》:“逢公以登。”注云:“逢公,殷诸侯,居齐地者。”《二十年传》:“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为夏,未知其何所据也。

 

7——劳山有吴子宫,是吴子夫差请《灵宝度人经》处?

吴伐齐至郯城临之艾陵,而劳山距艾陵六七百里矣!

 

来札:黄冠别说劳山有吴子宫,是吴子夫差请《灵宝度人经》处。春秋众吴伐齐,至艾陵。艾陵,齐南境,令郯城,去劳六七百里。甚为牵合难据。足下来读道书,道书云:“许放阳弟子吴猛,东昌人,入劳,请《灵宝度人经》。吴子、吴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宫,不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说,不足辩。《莱州府志》:“传疑”一条云:“春秋时,吴王夫差登劳山,得《灵宝度人经》。”今欲去其年代,而改为吴猛,庸愈乎?按《晋书》,“吴猛,豫章人。”晋时亦未有东昌之名也。

 

8——岳之巅无字碑,非始皇立,乃为汉武之立也,

言始皇之立,实为虚史荒谬矣。

 

来札:泰山无字碑非始皇,乃汉武时物,别史:“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风雨,大怒罢。”此可信者,汉武何故立无字碑?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鄙著《日知录》,有《考泰山无字碑》一事,曰: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词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援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呆,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蝎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灵乎?

李君似未见仆此论,不知其所谓别史者何书:将考千载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记》而征别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风雨之阻,大怒罢之。且如《水经注》:“孔子庙,汉魏以来列七碑,二碑无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录于《史记》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罢其一,不罢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风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罢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时,又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来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为制始于王莽,则见于刘熙《释名》之书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谬矣。是其所引别史,不过二十馀字,而谬妄已有数端。又考《山东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无字碑。”此志作于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于古书之传也。又从而文之,无乃为前人所笑乎?

 

9——泰山称岳,岳父俗称丈人,实非一事,

勿谬传,言春秋时有丈人峰,何所据?

 

来札:俗以丈人为泰山。唐明皇封禅,张说婿韦晤扈驾,以说婿,增三级。後帝忘其故,问群臣。伶官黄幡绰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为泰山。不知春秋时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荣启期处也。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辩。乃谓春秋时有丈人峰,其何所据?《列子》:“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之野。”无“丈人”字。夫纪载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实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吴门于曲阜,即去一“阊”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谓天下遂无读《列子》、《论衡》二书之人哉?

 

10——舜都蒲坂,而封象于道州鼻亭,

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

 

来札:大公封营丘,地泽卤,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国,未便夺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于上游也。古史万国,商三千,周千八百,当伐纣时,不知其如何变置,殷都朝歌,千里内不免改王畿为候国;周都镐京,千里内不免改侯国为王畿。涧水东、■水西皆诸侯,营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东方诸候附纣者众,故封大公以弹压耳。足下乃过信《货殖传》,未敢以足下为是。

鄙著《经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卤,人民寡。而《盂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逼处,而与之争国。且五世反葬于周,而地之相去二千余里。夫尊为尚父,亲为後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薄姑氏之灭,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

《汉书》曰:“齐地,虚、危之分野也。少吴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大公。而《史记》以大公为武王所封。当武王之时,而大公至国修政,人民多归齐,为大国矣。考《左氏传》管仲之对楚子,展喜之对齐侯,并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郑康成注《檀弓》,谓大公受封,留为大师,死葬于周。又《金滕》之书有二公,则大公在周之明证。二说未知孰是。李君变置弹压之论,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测量古人也。

11——(喜上眉梢)

墨子之籍,为鲁,山东之古鲁国邾娄乎?

抑或豫之鲁山乎?此鲁非彼鲁也,实为鲁国。

古文记之不明不清,后世生惑亦。

 

附顾炎武的札记《日知录》简介

 

日知录

十大历史地理事件之误!!(顾炎武)——“薛”是第一,再添一个辩“鲁”-“墨子之籍” - 喜上眉梢 - 喜上眉梢的博客=东夷文化+古薛文化 研究

  《日知录》是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其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日知录》的思想也超越了当时大多数学者,其中尤以区分“保国"与"保天下”为最.“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对待《日知录》,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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