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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大禹车正奚仲发明的车子  

2009-09-03 21:05:54|  分类: 滕国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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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车正奚仲发明的车子 - 喜上眉梢 - 喜上眉梢的博客-古薛文化研究

在山东滕州前掌大薛河岸边出土的薛国

贵族所乘用的车子,为世界最早发现的

完整的车子,考古现场看,车前两只马

背对背车后有一人。车马铜器件现存于

山东滕州市博物馆。

 

大禹车正奚仲发明的车子 - 喜上眉梢 - 喜上眉梢的博客-古薛文化研究

复原后的单辕车子,现存于枣庄市薛城区博物馆

 

大禹车正奚仲发明的车子 - 喜上眉梢 - 喜上眉梢的博客-古薛文化研究

古薛国城汉画石像所雕刻的车子,有牛拉车和羊拉车,可见古人在

这样慢悠悠的车上根本不会遇到什么车祸,坐得会子大就会昏昏欲

睡的。画石现存于滕州市汉画石像馆

大禹车正奚仲发明的车子 - 喜上眉梢 - 喜上眉梢的博客-古薛文化研究

战国时的四轮人力战车,不是马拉的,没有转向的万向机构,转向

的时候是要人力抬起来的,在上面转上站备用品,沉重得很,一定

是跟随很多的徒兵,否则难以抬的动,车上可以绑剑戈冲敌,也可

以绑巨石或重木破城门。这辆腐朽的已不成样子了,轮缘铁箍也早

没有了。现收藏在古薛国孟尝君礼贤馆内。

[以上照片为喜上眉梢【薛奚研】拍照]

 

 奚仲,中国古车的发明者

  奚仲,这位中国古车的发明者,古代通史上功绩显赫的伟人,其人其事,在战国以来的多种文献中,皆众口一辞,无不尊之为中国古车的创始人。数千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及至民众之中,奚仲造车已成不争的事实。

    文献所见,奚仲为夏后氏车正,也有人认为是佐助黄帝造车的人,即《周礼?冬官》舆人、轮人一类的工官,其所属年代早于战国时期1500――2500年。文献有关奚仲造车的记载,不同于一般的神话传说,应是上古以来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是世世代代铭记于民众口碑的不朽人物。考古所见,夏代遗址发现车辙,殷墟与掌大商代遗址、北京、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等多处周代遗址发现车马的事实,也证明奚仲造车并非是名实不符的虚妄传说,特别是商代甲骨与周代钟鼎上大量车字以及与车相关的字,也为古车历史提供了可靠的文献佐证。

    汉许慎《说文解字》说:“车,舆轮之总名。”在今天,我们通常把舆轮理解为车的两个主要部件,即车是以舆或轮为主要部件的交通工具的总称。所以,清代学者段玉裁对车字的说解是“象其一舆,二轮,一轴之形。”《说文解字》只说舆轮而不及轴,是因为轮轴同为一体,所谓轮应包括轴在内。

我们理解,除上述以外,许慎《说文》的说解,还应包含另一层意思,即车是结构不同,牵引方式不同,功用也不尽相同的各种车子的总名。古文献与出土文字资料说明,中国古代的车,其形制不是单一的。有只有车舆而无轮轴的车,也有只有轮轴而无车舆的车,同时,也有车舆与轮轴都具备的车。就牵引方式而言,无轮轴的车需要多人合力抬举,无舆的车则要以人力牵挽轮轴而行。有舆有轮的车,或以牛马为动力,或以人力推拉行进。

    商代甲骨文,周代钟鼎文中,车字的用例很多,书写或繁或简。其形体完备者,是两轮、两辖、一轴、一舆、一辀、一衡、两轭,两驭绳的象形。到西周中晚期,车字趋向简化。简写的车字,应是俯视的一舆、两轮、一轴的形状。

   现代汉字中的舆字,是由车与舁两个部分组成的。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舆字,与后世舆字的构形大同小异。相当现代汉字舆字中车字的部分,是不具轮轴的车舆的象形。相当于舁字的部分,是合力抬举的四只手的象形。这个部分读音为余,义为抬举,可知,舆原是人力抬举的车。许慎《说文解字》“舆,车舆也”的说解,仅取其车箱之义,这当然失之偏颇。《玉篇车部》:“舆,车乘也”,《史记?乐记》正义:“舆,车也”,才是舆字的本义。在古代,地位、身份高贵的人陆行乘车,山行乘舆,也说明舆是古车的一种。

见于古代文献,有一种没有车舆而以轮轴载物的车叫輁。《仪礼?既夕礼》载:灵柩“迁于祖,用轴”,李如圭《集解》说:“载柩以輁,挽其轴而行也”。都是说輁是一种只具轮轴的车子。甲骨文中有车字写作(拼字‘车’   ) ,是轮轴的象形,不具舆、辀、衡、轭等部件,可能即古之輁车的象形。

   周代钟鼎有辇字,象二夫推车之形。《说文解字?车部》:“辇,挽车也。从车,从夫夫 在车前引之。”清吴大(拼字    ) 《说文古籀补》:“辇,象二人挽车之形。”《地官?乡师》:“正治其徒役,与其輁辇”,郑玄注:“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汉书?贷殖列传》:“秦攻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颜师古注:“注步车曰辇”。可见辇是一种人力推行或牵引的车。见于司马穰苴《司马法》的记载,说辇是夏代以来通行的一种车子:“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人十八人而辇,周人十五人而辇。”其时代也与奚仲造车的记载相合。

   由上述,可见奚仲初造车,极可能是先有人抬举或牵引的舆或辇,而后才有以牛马为动力的车,文献载商先人“相土服马”,王亥“肇牵牛车远服贾”,考古所见车马,目前所知都属商周两代。我们的上述推测,大致是可信的。

 

前掌大出土的车马器

 

前掌大出土的车马器,车轮直径达1.42米,两个车轮间的宽距达2.1米,车身长3米左右。这种车子不同于我们今天在马路上见到的拉货的马车,而是古人们乘坐的那种高轮包厢式马车。埋葬时车身呈南北方向,车头向南,为二马驾单辕式战车,也可能是贵族出行用的舆车,相当于如今的高级轿车,但车身比目前最豪华的世界名牌轿车还要宽大得多,座位却更少,只能坐1—2人。而今,这些已在地下被埋藏了3000多年的木制马车,木质朽烂后只剩下土墙的车身形状及车上的青铜配件。拉车的马匹连同车夫一同为主人陪葬,被埋在车子的旁边。令人不解的是:近几年发掘出的5座车马坑中,陪葬的两匹马大都是在车辕两边背靠背躺倒埋葬,只有1998年底出土的这一座车马坑中的两匹马是对面埋葬,其中一匹马身体的中间部分已被后代的一座坟墓切去,不知是代表了何种含义。车厢后边葬有一人,头东脚西,口衔海贝,估计是该马车的车夫。整个车马坑里还撒有贝壳(古钱币),这种风俗在鲁南一带延续至今。

前掌大遗址中5座车马坑的出土,使我们联想到作为出土地点的古薛地,正是中国历史传说中“奚仲造车”的奚仲的家乡。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对“车”的解释如下:“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权威的《辞海》作了这样的介绍:“奚仲,传说中车的创造者。任姓,黄帝之后。夏代的车正。居于薛(今山东滕州市南),后迁于邳。春秋时代的薛即其后裔。”

众多的文献资料说明是夏代“居于薛”的奚仲发明了车,而舟车的发明,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当然,车的发明和完善未必是奚仲一人所能为,然而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尊奚仲为“造车鼻祖”,三、四千年前的“奚仲造车”,也成为中华文明曾领先世界的标志之一。

奚仲因在薛地造车而被夏禹封为“车正”(掌管车的官),薛也便成了他的封地。这是有文字记载的薛地的最早的主人。史书记载奚仲为黄帝之后,任姓,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黄帝二十四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这中间就有任姓。而今,古薛城东部的大康留村一棵古槐树下就立有任姓宗族碑,附近村人多为任姓。如此说来,天下任姓就出自滕州市南部的古薛城附近了,其祖先便是“车”的大发明家——奚仲!

奚仲所发明的“车”是什么模样,我们至今没有见过。查诸史料,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管子·形势篇》一书中有段对车的描述:

“奚仲之为车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准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

前掌大遗址出土的商代车马器距《管子》成书的年代不算太远,而距离奚仲的夏禹时代,则是“往事越千年”了。想《管子》的这段描述,也是依据当时马车的样子“照猫画虎”吧。由前掌大出土的车马,则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商代以至东周时代贵族马车的具体样子,使我们对商周时代交通工具的考证有了实物资料。同时,滕州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些奇形怪状的青铜部件,过去一直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而今,前掌大遗址出土的完整车马器木质车身和马匹身上饰满了这类青铜部件,为馆藏的青铜小件提供了具体的、实物的说明!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勤劳、智慧,极具创造精神,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夏代奚仲是古代中华民族的圣贤。奚仲造车,对我国古代社会的交通,乃至军事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古代文献对奚仲造车多有记载,其中以先秦文献的记载成书年代为早。此外,考古发掘也提供了相关的佐证。本文就此予以认证,进而阐述奚仲造车的历史意义。
    一、先秦文对奚仲造车的记载以及相关的考古发现
    先秦文献对奚仲造车的记载主要有《墨子》、《管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墨子?非儒篇》:“奚仲作车”。《管子?形势篇》:“奚仲之巧,非斫削也。”注:“奚仲之巧贵其九车以载。”《荀子?解蔽篇》:“奚仲作车乘。”注:“奚仲夏禹时车正。”《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注:“奚仲,黄帝之后,任姓也,传曰夏车正,封于薛。”诸多先秦文献不约而同的记载造车者为奚仲,可见这是不争的事实。
    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夏代确实已有双轮车的出现。1994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XII区北部,发现一段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双轮车的辙印,辙印上口宽约40厘米,深约15厘米,轨距约1.2米,辙沟内的灰褐色土极为坚硬,车辙的发现,证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确实已经有了双轮车,其轨距与1996年在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现的商代早期车轨大致相当。二里头文化已被学术界确认为夏文化。可见,夏代与早商时期的双轮车之间有着不可割草裂的传关系。在河南安阳殷墟已经发现许多商代晚期的马车实物,结构相当完善,证明当时的造车技术已经较成熟。关于其技术渊源,学术界曾有各种说法。二里头文化车辙的发现,为商代晚期双轮车制造技术找到一个合理的源头。
    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认证名人故里的热朝。这是传承并弘扬中华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可喜现象。但是相关文献记载准确,并得到考古佐证者,却为数有限,乃至纷争不断,难以确认。奚仲造车,不仅文献记载准确,而且有考古发掘出土夏代车辙的证据,实属难得可贵。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古薛国故地,山东滕州前掌大晚商墓地发现多座车马坑。商晚期距夏代不过数百年,此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确认奚仲造车,奚仲受封于薛,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证据。
    关于车发明的渊源,研究者认为,车的发明过程较可能是由徒手搬运重物,发展至用圆木棍垫在下面拖拉重物,从而导致车轮和车的发明。最初的车轮是由一块整木制成,称为“辁”,以后逐渐发展成有辐条的轮子。前文所引《荀子?解蔽篇》:“奚仲作车乘”。注:“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也。”表明,车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原始社会末期很可能已有车的雏型,至奚仲时加以改良,并设专门的官吏监督制造。
    二、奚仲造车的历史意义
    奚仲造车创造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陆路交通工具,其历史功绩人所共识。不惟如此,奚仲造车的贡献还在于,车的发明促进了牵引动力―马的引进与推广使用。
    家马的起源是学术界长期探索的重大课题,近年的研究已有显著进展。在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里都发现有马的化石。但至新石器时代,出土马骨的遗址却发现极少。记录较清楚的仅有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和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等。而且这些遗址发现的马骨标本都很少。与此同时的其它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均未见马的骨骼。故此推测,如果在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确实存在马的话,其与当时的人类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迄今为止,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商代早、中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也未见马的骨骼。马骨的真正发现是到了商代晚期,即属于商代晚期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里发现马坑和车马坑,里面葬有完整的马。与其年代比较接近的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车马坑,出土了完整的马骨架。可见此时,驯马驾车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最早的家马出自亚咸海以北草原内的安德罗沃文化层,距今约4000―3000年,大体相当我国的夏商时期。奚仲造车为夏代。而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并未见马骨,可知当时车辆的牵引当为人力而非马力。但人力车难以多载,尤不能疾行。夏代的商代、中期因生产力所限,车的使用并不广泛。而商晚期国力强盛,尤其是连年对外征伐,加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战车和乘车的需求骤增,人力牵引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马驾车,不惟可负重,亦可疾行。故此,商晚期,家马引入,马驾车即应运而生。马驾车的出现,车的创造是关键。车的制作乃历史之必须。但若无夏代奚仲造车,车制作的时间很可能延迟,马驾车的出现亦当更晚。
    目前已发现的商晚期马车都是木质双轮单辕车,辕前端有一驾马的衡,载人的车舆位于辕后部轴的上方。除车轮以外,其他几个部件均附少量的青铜零件、饰件。据车马坑内出土的遗物,可将商代晚期马车的用途分为两类。一类是战车。在已发现的商代晚期车马坑中,有18座放置了兵器,多为铜戈,这种车当为用于作战的战车。此外,在已发现的车马坑中,许多车舆中不见武器。这大概是贵族日常出行的乘车。战车与乘车在结构上没有什么差别。
    商代晚期车马坑的埋葬方式多按照车子原来使用的情况埋葬,即驾马与车套在一起,两马侧卧在车辕两旁。此外还有拆车葬。下葬时,驾马与车脱套,将马车的主要部件共存一坑。
    除马车之外,据甲骨文、金文和文献记载得知,商代晚期还有人力推拉车和牛车,但迄今尚未见考古发据证实。1989年,在殷墟郭家庄的发掘中,发现1座羊坑M148,内埋二羊一人,二羊头部附近皆有车构件。上述迹象表明,这两只羊,是供人们役使拉车的羊,因而为当时可能存在一种用羊拉的小车提供了线索。
    概言之,车是人类代步的交通工具。奚仲造车,进而出现马驾车,极大促进了我国古代陆路交通,乃至军事的发展,在我国古代社会的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我们纪念奚仲造车,不仅感念奚仲的伟大历史功绩,而且要更的发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力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李健民老师小传
    李健民,1945年5月出生于北京市。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8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资料信息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发掘、研究经历:1978年至1984年参加发掘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期间亦曾参加发掘湖北大冶铜绿山东周矿冶遗址和山西襄汾大柴二里头文化遗址。
    1996年至1997年主持发掘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区山西垣曲小赵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垣曲寨里遗址。
参加国家重点社科项目《陶寺发掘报告》,以及《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陶寺遗址1983~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山西襄汾县大柴遗址发掘简报》、《山西垣曲小赵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等的撰写。
    长期在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陶寺遗址的发掘不仅提供了一批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新资料,对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认识更加清晰,而且发现并确立了相当于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时代的陶寺文化,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
    多年来致力于青铜兵器的研究。青铜兵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戈、矛作为青铜时代的主战兵器,尤具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其演进亦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因而是研究青铜文化的重要学术课题。先后发表近10篇论文,在资料翔实的基础上,对青铜戈、矛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拘泥于传统的学术观点,力求有所突破,见解新颖,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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