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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考古(海侵,治水) 大禹-奚仲-薛国文化  

2009-06-18 00:40:19|  分类: 薛国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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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生禺号(禺,同吴、鱼;禺号,是鱼图腾名字),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亦是鱼图腾名字),是始为舟(是指“舟正”之官)。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以木为车(是指吉光为木车车正之官)。”此《海内经》记载,帝 (夏禹)六世孙吉光为夏朝车正之官。而《左传》记载,是夏禹五世孙奚仲为夏朝车正之官。见定公元年:

注释

[一]孙开玉、石晶《薛国考略》(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

9月1日7版):春秋晚期薛宰所说的“薛国,乃土著的东夷古国。城址坐落在山东省滕州市区南部20余公里的官桥、张汪两镇辖区内。该城……全长10615米……故城面积6.8万平方公里。经勘探试掘证实,薛国故城有外城、内城和宫城组成。”“1978年,山东济宁地区文物组在狄庄南发掘4座大型墓葬和部分中小型墓,其中使用封君诸侯葬礼的七鼎墓,应为薛国高级贵族甚至为公室成员墓。根据多处考古发掘地点的地层叠压和遗迹打破关系分析,内城应建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废弃于战国早期。”

“薛国的始建年代,尚无详细史料为证。据宋·郑谯《通志·氏族》称‘黄帝之孙颛瑞帝少子阳封于此。’阳封于薛(新按:薛之皇祖奚仲,据如上《山海经》载,是帝颛顼孺子帝 (夏禹)之子禺号之四世孙。奚仲之祖父禺号是在夏朝夏后启时代从帝都九州——今连云港市迁封于薛的)应是龙山文化中期。”“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的‘万国林立’的城邦时期。……1993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在对薛国故城的复探与试掘中,在薛国故城内尤楼城东南部钻探出数百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据报道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根据滕州市境内多次考古调查,滕州市境内现已查出龙山文化时期遗址100多处。……分布在薛国故城上游及周边地区的有60余个。薛国故城内发现的数百万平方米遗址为最大。应该说,此地域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该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应与薛国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夏朝时期,阳的第十二世孙奚仲(新按:当是帝 (夏禹)之子禺号的四世孙,也是夏后启的四世侄孙),亦封于薛。《左传》就有‘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东正’的记载。”由此可证,中原的龙山文化,其年代当属夏代时期。

此外,《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其后文“奚仲迁于邳(按:春秋时的“邳”地域圈,大致是今江苏省北部邳县向东延伸到黄海西岸的连云港市)”。这是说帝 (夏禹)之子禺号后裔奚仲,他返迁往祖先旧乡:帝都九州——今连云港市。因此,在二十世纪末,考古发掘的江苏省连云港市(五帝朝帝都九州)藤花落遗址——一座龙山文化城址。据报道,藤花落

黄河中下游地区,现已发现的龙山文化时代遗址主要有河南登封县告成镇王城岗、淮阳县平粮台、郾城县郝家台、辉县孟庄、山东寿光县边线王、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田旺等。藤花落古城的平面与孟庄相似。山东龙山文化城址以台城为主,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城墙大部分挖有基槽。城墙夯土有两种,一种用石块夯筑,另一种采用单棍夯打。藤花落古城采用的堆筑和夯筑方法与之相同,也使用石块作为夯具。

藤花落古城在南城门和南城门口两侧的城枢夯土中东西方都发现人祭、燎祭和动物祭坑,当属奠基的“人牲”和“牺牲”。

藤花落遗址首次发现了龙山文化水稻田遗迹。并在G8(城壕)、H149、H72、H97等遗迹单位中,经过漂选,已发现碳化稻米数百粒。经鉴定,为粳稻。而藤花落遗址龙山文化稻作农业的发达与鲁东地区龙山文化一致,在山东日昭尧王城发现了10余粒人工栽培水稻的籽实,栖霞杨家圈也发现有中国史前时期的水稻。藤花落遗址也发现了岳石文化炭化稻米。(见林留根 李虎仁《藤花落遗址的发掘与思考》载《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9日3版)

据上所述,连云港市龙山文化的藤花落古城和稻作文化是受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但是,已如上述,奚仲居薛的鲁南滕县的薛国都城之地,考古发现了奚仲时的龙山文化的古城遗址,此反映夏代车正奚仲是居于薛之城垣的。而文化的唯一载体是人。因为后来奚仲由薛地返迁高祖夏禹旧乡——帝都九州(今连云港市)之地——藤花落,便在此建造了薛地都城龙山文化模式的城垣。因此,奚仲始造的藤花落古城的上限年代,是夏代早期后段,约公元前1900±50年。),

如上经文所载,夏禹五世孙奚仲和子吉光为夏朝木车车正之官,有考古发现可以互证:

2003年春季至2004年4月,考古工作队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新按:据笔者考证,此遗址为夏后启始建的第二夏都,在此夏都执政的夏后帝王有:夏后启、启之子太康和仲康、仲康之子帝相——三代四帝。传至帝相,为武装夺取夏政权者所杀,此夏都遂废。说详另文)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在宫殿区南侧大路(03VT61)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多,且继续向东西延伸(图八)。车辙一般宽0.2—0.32、残深0.02—0.14米,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层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有1米。早于车辙和晚于车辙的路土的时代均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我们从这条近四千年的车辙能遗存至今看,遥想当年此繁华的夏都的新式运载工具——木车,往来于宽阔的交通大道,则比比皆是。这样,和吉光父子奚仲被夏后帝朝聘为车正,以管理木车制造和运行。

14、“帝 (夏禹)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

15、帝 之子“后稷(农官名)是播百谷。稷之侄(今本作“孙”)曰叔均(叔均是后稷之弟台玺之子),始作牛耕(用畜牛犁耕。……禹(今本作“禹鲧”,而鲧是后人误增。因为,禹布土时,鲧已被尧殛死)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经文所述帝 (夏禹)之子后稷之侄叔均始作畜牛犁耕,已为考古发现所印证。如前所证,大吴族崧泽文化已出土三角形石犁,此之石犁发达于良渚文化。

16、“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赤水:已如前解,即今锦屏山之桃花涧)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是火正官名。故《山海经》载,帝颛顼之孙黎,亦称祝融)……”此之祝融,是帝尧之臣。见《海内经》:尧“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此之帝尧之臣、炎帝后裔祝融之名的文字,发现于如下三处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刻文:

(1)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的陶器刻文(图九:1),这个刻文上还涂有朱红的颜色(按:以表示炎火的朱红色)。

(2)山东渚城市前寨遗址的陶器残片刻文(图九:2)。

(3)皖北蒙城县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出土三件陶器刻文(图九:3)。

如上陶器刻文,虽有许多考古学者予以释读,众说纷纭,无一可取。笔者将陶文上下二字释读“兄炎”,另有单文释“兄”。此陶文“兄炎”,是典型的原始象形文字:如陶文“兄”(见图),是正向神祝告的巫者上身的头和举起左右手的姿态;陶文“炎”(见图),是炎火火焰的自然形象。而“兄炎”是与“祝融”相通的。例如:今文之“祝”,西周金文作“兄”。炎与融互通,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夏王月,火(火星)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为融风,火之始也(杨伯峻注:“《谁南子·地形训》曰:‘东北曰炎风。’高诱注曰:‘艮气所生也,一曰融风。”),七日,其火作乎!”由此可见,原始象形文字本作“兄炎”,往后遂将此演变为“祝融”。

祝融是五帝朝的火正官。例见《国语·郑语》:帝颛顼之孙“黎为高辛氏(帝喾)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帝都九州的南方之神,名祝融。见《海外南经》:“南方祝融(郭璞注:“火神也。”袁珂案:《吕氏春秋·孟夏篇》:“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

由于“兄炎”——“祝融”是火正官,又是火神,所以陵阳河陶器刻文“兄炎”上涂有朱红的颜色,以象征火神。

我们既已破译陶文是“兄炎(祝融)”,因此有据地可将上述三处出土陶文的大汶口文化族属,推定为炎帝五世孙祝融的后裔,其文化年代在夏朝早中期之间。同时,我们知道帝尧之臣祝融是在帝都九州做官的,而出土陶文的三处地区相距帝都九州——今连云港市不远,由此而知,这些祝融后裔是在夏朝早期夏后启撤离帝都九州北迁中原河南时,此祝融后裔也随之分别北迁山东和西迁安徽的。

17、“洪水滔天(这是海侵[一])。鲧窃(窃,不告而取。解偷者,非)帝(尧)之息壤(是像良渚文化的土筑金字塔式的高大坟山的土壤,如吴县草鞋山、青浦福泉山等。如报道说:“上海市青浦县重固公社的福泉山,是一座高约6、南北宽84、东西长94米的土墩。清光绪《青浦县志》记载:‘福泉山在干山北,下皆黄土,隆然而起仅十余亩,殆古谓息壤也。’”(上海市文管会《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2期),以堙(筑土堤坝以拦洪水)洪水(是海侵——海平面升高,海水倒灌帝都九州的岛岸),不待帝(尧)命(这是说,鲧没有请示帝尧批准,擅自掘取帝尧家族祖坟土壤去堙洪水)。帝(尧)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当时大吴族有“产翁”习俗,因此,鲧妻在分娩禹时,丈夫鲧要做产翁,并用鱼图腾的吴刀(非金属)在其腹部作假剖开动作,以让禹出生。故称鲧腹生禹)。帝(尧)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这就是夏禹奉帝尧命,划定帝都九州,遂著作了用文字和图画相配合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汉名曰《山海经》)。

注释

[一]洪水滔天:大水铺天盖地。这是海侵。因为古人不懂海侵,故称之“洪水滔天”。

这是由于五帝朝帝都九州——今连云港市,在未成陆前,本是东海(今称黄海)浅海中的九个岛屿,因此,现在连云港市地区,除有高度的山体之外的平地,在古代乃是海域。所以,在帝尧时期,帝都九州岛屿受到特大海侵的洗劫。

我们说,帝都九州岛出现“洪水滔天”,是外来原因,即当时发生特大海侵,由高海平面的海水倒灌上沿海岛岸所致,并非九州岛内自身岛上发生的“洪水滔天”。此说的理由是:

如上所述,帝都九州是东海浅海中的九个不大的岛屿,岛上覆盖热带雨林的诸多山体,有密布的山涧水流注海中。所以九州没有像大陆上长江、黄河大河流,因决堤而一泻数十里的水灾。同时,九州岛屿上最大的降水是暴雨,但是暴雨降临岛山上,便顺着陡峭的山坡迅即流注于海而消失,这样,岛屿上不可能自身发生洪水滔天。再说,九州的九个岛屿,是各各独立于海中,即使有某个岛屿因特殊情况而发生水患,也不可能是九州全域性的洪水滔天。因此,九州全域性的发生洪水滔天,唯一的可能是:九州诸岛屿的载体——大海发生了海侵。因此,由于海平面的不断升高,这样,滔天的海水向九州岛屿全域性的倒灌,于是,司虹鲧率领团队用土壤筑堤坝以阻拦海侵,保护九州百姓的安全。——由此可见,《海内经》所载“洪水滔天”,当是海侵,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连云港市东端与高公岛毗邻的羊山岛临海的礁岩上,能清楚地见到因历史上发生多次海侵而遗留下的海蚀石(图一0)。此羊山岛,四面环海,临海的礁岩上一排排、一层层奇形怪状的海蚀凹槽、海蚀平台、海蚀崖、海蚀龛等等。特别是那些密密匝匝的海蚀洞,痕迹清晰,水孔密集,象海上“太湖石”。这些海蚀洞,当是受同高度的海平面的波浪长期的拍击而消蚀的。而这种奇异的海蚀洞,多出现在今之海平面20—40米以上(按:此可以证明,高出今海平面20—40米的海蚀洞,是遥远年代发生海侵造成的)。最奇的是羊山岛上四级海蚀阶地保留得那么完整,由低到高分别位于海拔5米、10米、20米、40米处,像刻度表那样清楚地记录下历史上发生海平面升高——海侵和海退的交替状况。 此外,与连云港市同处于黄海的大连地区,同是这次海侵,其高度达10米(见下文),此恰与羊公岛的海蚀阶地高于海拔10米者相一致,据此可证帝尧时帝都九州发生的海侵同样是高度达10米。由此可见,所以《山海经》载,帝尧命司虹鲧、禹筑堤坝以拦洪水——海侵了。

再次,《海内经》记载帝尧时,帝都九州发生“洪水滔天”——海侵,有考古发现可以印证:

这次海侵是这样的。它是全球性的最晚的一次海侵——全新世的卷转虫海侵。其年代,公认为在冰期结束后,海平面上升,发生大规模海侵,约在七、八千年前达到最盛。但是,按照《海内经》真实记载,是在五帝朝帝尧时期,即公元前2070±50年。海侵年代当以此为准。但是,因各地的海拔高度不一,其低海拔的,先受海侵,因此受此次海侵的年代也有早晚的差别。

如下是论述关于黄海沿岸受海侵波及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及海侵的年代问题。

(1)关于辽东半岛沿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海侵问题

在辽东半岛的黄海沿岸,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居住遗址,其地理位置有了明显变化。如丹东地区东沟县一带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洼上、下层文化的遗址,大都在临海的平地和较矮的台地与坨子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蚊子山遗址和大顶山遗址,则都是在较高的台地和高山顶部。大连地区的旅顺、金县、新金、荘河一带的新石器遗存,属于早期的小朱山上、中、下三层文化的遗址也都在平地和较低矮台地以及坨子上,而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文化初期,即于家村上、下层文化时期,居住遗址又都在高山顶部,有的分布高出平地达百米以上的山上。什么原因促使人们选择居住地点时发生了这种变化呢?——这同当时黄海沿岸海陆变化有关。

地质学的研究认为,在全新世中期,辽东半岛沿岸有过海侵。从大孤山附近的王坨子的古贝壳堤上可以看出这种现象。古贝壳堤是研究古海岸线的重要资料。王坨子古贝壳堤经14C测定,年代在距今4000年左右。王坨子现距海15公里,这就说明经过4000年左右的时间,大孤山一带的海岸线向外推出了15公里,也就是说,当时这里的滨海平原是一片汪洋,人们必须搬迁到高山顶部,以避海水的袭击。新金县单坨子遗址的地层堆积上,也可看出这种现象。单坨子遗址的地层是在文化层上面出现自然的水成层,水成层中有海中的未熟贝,说明单坨子遗址后来曾被海水淹没。单坨子遗址高出周围平地达10米,说明大连地区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海侵高度达10米。另外从小朱山上、中层文化和后洼下层文化的内涵来看,农业生产工具较多,可见农业是当时主要经济。而到了于家上、下层文化时期,狩猎、捕渔工具较多,渔猎经济已成为重要生活来源。生产情况的这种变化和自然地理条件变化应当有着直接联系的。上述情况皆说明辽东半岛黄海沿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存在海侵,从而人们纷纷从原先的海边平地搬迁到高山顶上。

从这种居住址的迁移情况还可看出,辽东半岛黄海沿岸是以大孤山为界,大孤山以东海侵较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开始了大的搬迁;而大孤山以西的大连地区黄海沿岸,则搬迁较晚,在那里,要到青铜时代初期即于家下层文化时期,才开始出现大的搬迁活动。这当然和辽东半岛黄海沿岸不同地区的地理形势有关。大孤山以东大部分是平坦的海滨平原区,海水容易先上这片陆地;大孤山以西的大连地区黄海沿岸,则多丘陵高地,海侵上陆要晚。地势高低不同,海侵上陆的时间就不一样,人们搬到山顶居住的时间,自然也有早晚之别。(新按:关于居地搬迁的早晚,同所在地的海拔高低有莫大关系,这就是说海拔低的先受海侵袭击,海拔高的后受海侵袭击,海拔高度相同的,同时受海侵袭击。因为,凡属同一海洋,海平面是在一个水平上的。此其一。其二、所以发生海侵,因为,全球气侯炎热反常,致使南极和北极的冰盖逐步融化成水流注海洋,这样,海平面逐步地不断地升高。因此,在海拔较低的居址受到海侵袭击时,而处在海拔较高的居址尚是安然无恙;但由于海平面在不断地提高,当海平面提高到与后者居址海拔同位时,这样,后者居址不得不搬迁。这是造成同地区居址有先后搬迁的根本原因。因此,由于辽东半岛的滨海平原居址海拔低,故受海侵早,先搬:而丘陵居址海拔相对要高,而受海侵较晚,故后搬。)

此外,黄海辽东半岛,是新石器时代的东北土著民族和东南沿海的土著民族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如“辽东半岛的彩陶,从郭家村下层、小朱山中层的出土物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红地黑彩饰平行斜线、三角纹和双勾涡纹,时代较早……第一种彩陶所饰的双勾涡纹,明显地是从山东大汶口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另外内蒙昭乌达盟敖汉旗小河沿文化中发现的八角星彩陶花纹(新按:本文如前述及的象征八卦符号的八角星纹),此外只在东南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和青莲岗文化中出现,说明辽西彩陶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彩陶有联系,而这种联系的渠道,从地理位置看,无疑是以辽东半岛为桥梁的。” ——这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新石器时代的东北土著民族从辽东半岛下船,乘船沿黄海海岸南下抵达东南的帝都九州——今连云港市。因此,《山海经》记载的异族名单上有朝鲜族和东北土著肃慎氏等,便不足为怪了。因为,他们都是经上述的黄海水路而南下的。并且,如前所述,东北的肃慎氏是将辽宁的岫岩玉材输入帝都九州,作为商品贸易的。因此,《山海经》所载诸多异域的异族从各个渠道、主要是西域丝绸之路来帝都九州,其目的是进行商品贸易,这是由于五帝朝时已产生了社会第三次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由此可见,那么多异族商队经过各种渠道进入帝都九州——今连云港市进行商品贸易,所以可以这么说,五帝朝帝都九州已成为世界东方的国际贸易一大都会了。

(2)苏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受海侵影响的关系问题

全新世以来,世界气候发生过多次变化,引起海平面频繁升降,导致沿海地区发生海侵,海岸线多次往复变迁。由于苏北平原地势低平,最低处海拔不足2米,因此对海面变化十分敏感。近年来地理工作者对这一地区全新世以来的沉积环境、海面变化、岸线变迁作了研究,充分肯定了海面变化对苏北平原的几次影响。所以,“苏北地区曾经历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海侵,这已被多数地理学家的研究所证实。”

吴建民之文“总结”的几点认识:

Ⅰ 本区有三个时期遗址比较少,文化层多有缺失现象。这三个时期分别是刘林期(距今6300—5500年)、大汶口中晚期至龙山早期(大约距今4700—4000年)和岳石期(距今3800—3500年)(新按:上述三个时期的年代,是据14C测定的数字,我们认为较实际偏早。其受海侵影响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当是《山海经》所载的五帝朝晚期的帝尧时期)。据地理学家的研究,这三个时期正是海平面上升时期。由此,我们认为本期三个文化“低潮期”当与海侵有直接关系。

Ⅱ 遗址分布与古地理环境有关。苏北中部的里下河地区自全新世以来处于泻湖——海湾——泻潮——滨海低地的沉积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不太可能有史前遗址分布的。

Ⅲ 史前时期,本区的气候,自然环境较今日有很大区别。从遗址孢粉、动植物遗存资料看,史前时代苏北地区曾经是气候温暖、水网密布的亚热带景观。(新按:此之地域的气候炎热也反映了全球的气候炎热,这正与发生海侵有因果关系。)

此外,吴文说:“现代沉积环境研究还表明,赣榆、连云港(新按:五帝朝帝都九州)、灌云、灌南、响水及阜宁、盐城、东台、海安一线以东地区,据GK8、H70、GK10、PY3、PY9等钻孔资料分析,为浅海相沉积。建湖地区到本期则表现为海湾环境。”又说:“根据杨怀仁等研究,本区3500年前的海岸线大致在赣榆——沭阳——泗阳——洪泽——高邮——江都——扬州一线,这与遗址的分布状况大致是吻合的。”——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期的连云港市尚处在浅海中,它与《山海经》所载帝都九州是海中的“九丘(州)”相印证。

(3)关于这次帝尧时发生的海侵年代问题

此有以下几个年代数据:

Ⅰ 许玉林《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新探》 认为:大连地区的海侵,据14C测定年代在距今4000年左右。

Ⅱ 贺云翔《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 认为:“新石器时代末期(约4100年前左右),本区发生了一次海侵事件,海侵迫使居住在沿海的良渚、龙山文化先民内迁和文化的衰落……这次海侵持续时间不长,大约在夏代中期(约3800年前左右),海水渐渐后退,岸线又恢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时的位置,夏代晚期,在冈身上或冈身附近出现了马桥文化(江南)和岳石文化(江北)先民的聚落。……苏北的灌云大伊山也有岳石文化的遗物。但由于海面上涨对本地生态破坏导致环境恶化,所以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本区沿海一线聚落很少。”

Ⅲ 赵荘愚《<山海经>与上古典籍之互证》: 作者对《尚书·尧典》所载帝尧时代的天象记载:春分星象,夏至星火,秋分星虚,冬至星昂,用现化天文学考算,其结果:“决定四星的观测年代只当是距今4000年前,是上古虞夏之际。即《尧典》之这一段文字记载必为当时史实,非周人汉人所可为撰。因为天文岁差的知识非周汉所知,无伪撰之可能。”

Ⅸ 笔者推定五帝朝帝尧时期,其年代为公元前2070±50年。(详见另文)

此之年代数据,与如上三者年代数据相一致,可见这些年代数据是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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