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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惨无人道的明成祖朱棣  

2009-05-19 09:50:43|  分类: 史海沉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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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的多面性 2009-05-18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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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无人道的明成祖朱棣 - 喜上眉梢 - 喜上眉梢的博客

同样自私惨刻的明成祖朱棣

  樊树志

  吴晗对明太祖朱元璋有一个尖刻的评语:“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这个怪杰的二十几个儿子,得其真传的莫过于朱棣,把这一评语加到他的头上,无需增一字减一字,正好合适。

  一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法定接班人死了,由谁来继承皇位?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欣赏四子燕王朱棣,因为性格脾气作风都与他酷似,想立他为皇储。翰林学士刘三吾期期以为不可,理由很简单:把二子秦王、三子晋王置于何地?他建议立朱标长子即皇太孙朱允炆为皇储,那样的话,“四海归心,皇上无忧 ”。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利弊参半的建议,“利”的方面是,体现了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可以服众;“弊”的方面是,那些藩王都是皇太孙的叔叔,能够容忍一个年轻的侄儿做皇帝吗?燕王朱棣尤其难以摆平,在二哥秦王、三哥晋王相继死去后,他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即位,成为明朝第二个皇帝,年号建文。于是,建文帝与燕王的矛盾逐渐明朗化。

  种种迹象表明,机敏过人的朱元璋是有所预料的,事先留下遗诏,关照分封各地的藩王不得前往南京哭灵,意在防止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

  燕王朱棣得到父皇驾崩的噩耗,立即带领军队从北平赶往南京奔丧,快到淮安时,建文帝派人带来先帝遗诏——“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只得悻悻然退回北平。

  野史传闻,朱元璋甚至考虑到一旦发生宫廷政变,预先给皇太孙留下锦囊妙计,放在红色的宝匣之中,去世前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建文四年,朱棣的反叛军队进入南京金川门。建文君臣在危难之际打开这个宝匣,里面有三张度牒(和尚的证件),以及袈裟、僧帽、僧鞋、剃刀、银元宝等物,要建文君臣化装成和尚潜逃出宫。还有如何脱身的预案:朱允炆从鬼门出宫,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出宫,薄暮时分在神乐观会合。朱元璋的这种预感,出于对四子朱棣的了解,他与皇太孙的较量不可避免。

  皇太孙在即位之前也已经感受到叔父的潜在威胁,他向太常卿黄子澄请教,如何化解这个威胁。黄子澄援引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典故,示意削藩——削夺藩王的权力。即位以后,在齐泰、黄子澄的辅佐下,建文帝加快了削藩的步伐。他在“削燕王属籍”的诏书中,明确指出:先皇帝在世时,朱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现已祷告太庙,将他废为庶人。

  燕王朱棣打出“清君侧”的幌子,指责奸臣齐泰、黄子澄等,“假陛下之威权,剪皇家之枝叶”,发兵南下,夺取久已觊觎的皇位。同样是藩王反叛朝廷,汉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都以失败告终,而明朝燕王的“靖难之役”却胜利了,朱棣成了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年号永乐。

  二

  朱棣当上皇帝之后,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摆脱篡位的嫌疑,必须制造舆论,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是太祖高皇帝的直接继承者。与此同时,对主张“削藩”,抗拒“靖难之役”的建文朝大臣,实施残酷的大屠杀。 孟森在谈到“靖难后杀戮之惨”时,用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皆人类所不忍见闻者。”这在他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

  永乐初年,再现了洪武年间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大屠杀的一幕,其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孟森分析道,朱棣篡位成功,臣民以为他毕竟是太祖的儿子,夺位不过是帝王家事,没有必要为建文报仇,非口诛笔伐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豁达大度,对建文旧臣不予追究,未必会有什么后患。即使要杀几个建文亲信,也不必株连他们的亲属,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但是朱棣没有这样的雅量,因为篡位心虚,必须造成无人敢于议论的威慑恐怖气氛,在这点上,他深得乃父“以重典驭臣下”的真传。

  对方孝孺的惩处,最为典型地暴露朱棣的心虚。攻占南京,进入紫禁城后,他当即召见被谋士僧道衍誉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希望由他来起草“即位诏书”。这份“即位诏书”,如果由建文旧臣、德高望重的方孝孺起草,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洗刷篡逆的恶名。方孝孺这个“读书种子”偏偏不领情,宁折不弯,不为所动。他披麻戴孝来到宫中,为建文帝号啕大哭。

  朱棣有些尴尬,讪讪地为自己辩解道:我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方孝孺反问:成王在哪里?朱棣回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追问: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儿子?朱棣回答:国家仰赖年长的国君。方孝孺紧追不舍: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弟弟?朱棣被追问得理屈词穷,从座位上走下来,好言相劝: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不必过于操心,即位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

  方孝孺在威胁利诱之下屈服了吗?当人们看到他拿起笔往纸上落下时,以为他要起草“即位诏书”了,全神贯注地盯着看。方孝孺从容不迫地在纸上写了四个大字:“燕贼谋反。”把笔一丢,边哭边骂:死就死,诏书决不起草!朱棣威胁道:难道你想快点死?难道不顾虑株连九族?方孝孺应声答道:即使株连十族,也奈何我不得!

  朱棣恼羞成怒,下令武士把他的嘴割破,使他无法讲话,关进监狱。然后四处逮捕他的亲族、朋友、门生,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一处死。历史上的株连九族,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株连十族是在九族之外加上朋友门生一族,是朱棣的一大发明。受到株连而死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充军边地而死者难以计数。他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自缢而死,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那些受株连的人显然是无辜的,他们的后裔经受了长期的凌辱。万历十三年,朝廷宣布大赦受方孝孺牵连而充军者的后裔,竟然有一千三百人之多!

  方孝孺本人被押往聚宝门外,凌迟处死,就义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三

  铁铉之死比方孝孺更为惨烈。兵部尚书铁铉率军死守济南,给燕王军队沉重打击。兵败后被俘,押解到宫中,不愿正面向朱棣称臣,背身而立,正气凛然。朱棣下令割去他的耳朵、鼻子,继而下令割他的肉,塞入他的口中,问道:甜不甜?铁铉傲然回答:忠臣孝子的肉,当然是甜的。

  朱棣无计可施,下令当场凌迟处死。在行刑过程中,铁铉始终骂声不绝。朱棣命令武士扛来一口大锅炉,把铁铉的尸体投入翻滚的沸油中,然后把尸体捞出,让他面向朱棣站立,竟然办不到。朱棣大怒,命令太监用铁棒挟持,使他面孔朝北。朱棣笑道:你今天也不得不朝见我了。话音未落,尸体身上的沸油突然飞溅,太监吓得弃棒而逃,尸体仍然反背如故。野史传闻如此活灵活现,令人惊叹不已。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死,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发配教坊司为娼。杨氏病死,女儿始终不肯受辱,赋诗明志: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

  朱棣在惩处景清时又有一大发明,叫做“瓜蔓抄”。景清是个奇人,《明史》说他“倜傥尚大节,读书一过不忘”。建文初年,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身份出任北平参议,燕王与他交谈,言论明晰,大为赞赏。不久,被召回都察院。南京陷落后,他与方孝孺等相约,以身殉国。然而,他却单独向朱棣表示归顺之意,得以留任原官。此举颇受建文旧臣的非议,其实错怪了他。原来他想潜伏下来,乘机行刺朱棣。此事的案发,据《明史》所说,颇有一点戏剧色彩。主管天象的官员向朱棣报告:“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迷信天象的朱棣信以为真,立即怀疑景清图谋不轨。上朝时,他看到景清身穿红衣,神色异常,马上命人对他搜身,果然查获随身携带的凶器。景清奋起喊道:“欲为故主报仇!”当然,仇来不及报,就被处死了。

  景清死得很惨,斩首后,还要剥皮。朱元璋当年为了“以重典驭臣下”,搞了不少酷刑:刷洗、秤杆、抽肠、剥皮,听起来都汗毛凛凛。官吏贪赃银子六十两以上,先斩首,后剥皮。州县衙门左边的城隍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剥下的皮囊塞进稻草,吊在旗杆上示众。朱棣下令把景清剥皮实草,悬挂于长安门。无巧不成书,朱棣的轿子经过长安门,悬挂皮囊的绳索忽然断了,景清的皮囊掉落在轿子前面,状如扑击,朱棣大吃一惊,下令烧毁。

  一日,朱棣午睡,梦见景清手拿利剑追杀过来,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后惊叹:想不到景清死了还这么厉害!下令诛杀他的九族以及乡亲,一共株连了几百人。他的乡亲全部被杀,村庄化为一片废墟。这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瓜蔓抄”。

  “瓜蔓抄”并非孤立的事例。大理寺少卿胡闰,和齐泰、黄子澄昼夜策划军事。南京陷落后,不肯归附朱棣,与儿子一起被处死。他的家乡江西饶州城西硕辅坊,乡亲二百十七人被牵连处死。吕毖《明朝小史》描写那里的惨状:“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尝有一猿,独哀鸣彻晓。东西皆污池,黄茅白苇,稍夜人不敢行。”御史高翔颇有军事才干,朱棣闻名召见,高翔却穿了丧服前来,出言不逊。结果,除了本人处死,株连亲族之外,朱棣还搞了一点新花样。《明朝小史》写道:“帝没御史高翔田产,给诸百姓,皆加税,曰:‘令世世骂高御史也。’又,发其先墓,杂牛马骨焚灰扬之,而以其地为漏泽园。”

  

  四

  朱元璋推行特务政治,设立检校、锦衣卫,承担监视官员的特殊使命。

  检校的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直接报告皇帝。朱元璋自己坦率地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检校的鹰犬无孔不入,到处刺探,一举一动都报告皇帝,皇帝对大臣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

  胡惟庸案发两年后,即洪武十五年,在检校之外建立了锦衣卫。这是一个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军事特务组织,掌管侍卫、缉捕、刑狱,凌驾于刑部、大理寺之上。它所设的监狱称为“诏狱”,逮捕皇帝特批的人犯。处理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锦衣卫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元璋晚年意识到“法外加刑”,使得人人自危,告诫他的继承者:“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有鉴于此,他取消了锦衣卫诏狱。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把它恢复了。正如孟森所说,锦衣卫诏狱是“以意杀人”,“不由法司问拟,法律为虚设,此皆成祖之作俑也”。

  不仅如此,朱棣还建立另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史·刑法志》说:“东厂之设,始于成祖。”朱棣在北平时,为了刺探南京情报,收买建文帝左右的宦官为耳目,即位以后,特别倚重宦官,东厂就是由宦官掌控的机构。从此厂卫横行,流毒无穷。《明史·刑法志》还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毫无疑问,朱棣把特务政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吴晗对明太祖朱元璋有一个尖刻的评语:“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这个怪杰的二十几个儿子,得其真传的莫过于朱棣,把这一评语加到他的头上,无需增一字减一字,正好合适。朱元璋的皇太子朱标,《明史》说他“为人友爱”;朱标之子即朱元璋的皇太孙朱允炆,《明史》说他“仁柔乐善”,都不像朱元璋、朱棣那样“自私惨刻”。同一父亲所生的儿子,秉性截然不同,只有朱棣酷似乃父。  明成祖朱棣并非无能之辈,五次出征漠北,亲历战阵,并且死于榆木川军旅途中。他还发动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应该说是颇有作为的皇帝。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有他的多面性,在溢美“永乐大帝”的当下,尤其需要看到他被忽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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